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二十五年里，金融领域的全球化程度显著提高。跨境银行信贷快速增长，其中绝大部分由设在伦敦的金融机构牵线搭桥。从曼哈顿到巴林首都麦纳麦(Manama)的街头都可以看到花旗银行(Citibank)的宣传标语。而每当我们乘飞机时，就会看到汇丰银行(HSBC)的口号——“环球金融、地方智慧”。
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跨境银行信贷规模显著萎缩，美国和欧洲银行也已收敛了自己的扩张野心。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金融“去全球化”时代？如果确实如此，我们是否应当为此感到担忧？
这一收缩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银行业务过去确实扩张过度。但有迹象显示，监管举措以及金融保护主义也是导致金融机构收缩业务的影响因素，其中金融保护主义的危害性或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当。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欧洲地区），一国的监管当局会要求本国金融机构从海外市场撤回流动性，以保护母公司。美国的监管当局则对外资银行施压，要求他们设立拥有单独资本金配置的本地化分支机构（加拿大施行这一措施已有一段时间）。即使是在欧盟内部，银行也同样会被要求在业务开展国设立本地化分支机构。
这些措施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它们导致流动性和资本金被禁锢在并不需要它们的地方，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没有达到最优，进而抬高了信贷成本。针对这种形势，银行纷纷撤出次要市场，以降低竞争强度。本国监管当局则采取了将监管规则向本国机构倾斜的应对办法。由此形成了金融歧视和本地化发展的循环。
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对上述趋势深表担忧。它们从中看到了潜在风险。2013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各国央行和监管当局是否会欣然接纳“去全球化”，或者有无可能借鉴我们在金融危机中吸取的经验教训，采取一种能保留开放金融市场主要优点的新办法，从而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找到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至关重要。
本文作者霍华德•戴维斯曾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局长、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副行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院长，目前是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的实践教授(professor of practice)。
译者/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