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分配改革，12月2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做客齐鲁大讲坛时认为，各种设想和建议大体可以归类为3种，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个税累进程度和征收房产税。
姚洋认为，个税起征点提至3000元以后，只剩下14%的工薪族在缴税，再提升的空间不大；增加累进，容易造成拿高薪的高端人才流失；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征收房产税的成本太高。
一个可行的有效的方式是征收资本利得税，即对资本（包括财产）增值部分征税。“征收资本利得税，逐渐实现从生产型政府向福利增进型政府的转变，就可以增加对老百姓的补贴。”
姚洋说，“老百姓收入怎么提高，最好的方式就是投资教育，特别是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通过"教育回报"带来收入的提高。”“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每增加一年，就能增加10%的回报率。”姚洋说，现在20-30岁人口的教育水平比50-60岁的人口高4.3年，如果按照10%的回报率来算，新一代要比老一代的劳动生产率高43%。
姚洋认为，中国目前对正规教育、高等教育非常重视，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则重视不够。目前我国在推动农村职高技术教育方面并不成功，原因是职高教师要有实践经验，专业要符合市场要求，多数我国中西部的职高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可以考虑全面推行普通高中教育，从9年义务教育推广到12年义务教育。”姚洋说，然后再有一个高职教育规划，将高职教育当作大学教育来办。
姚洋说，现在年轻打工者的月工资为2000-3000元左右，到2020年时会达到1000美元左右，按这个速度增长，到2030年会达到2000美元左右，但我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却不足以支持如此高的工资水平。
“中国有1.6亿新工人，他们中80%教育水平在9 年以下。而未来20年内，他们依旧将是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以他们的技能水平，无法胜任中国技术升级。因此在岗培训非常必要，这部分工作必须由国家来做。”“只有把服务的手伸给老百姓，让百姓分享到社会发展的红利，改革才会显现成果，发展才会更加健康。”姚洋说。
户籍壁垒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
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调节收入分配状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凸显了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根据我们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目前占全国10%的最高收入人群的家庭占有全国40.6%的收入，人均收入大概占全国10%的最低收入人群人均收入的50倍，已经到了非常悬殊的地位。”姚洋教授首先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指出了当前收入差距现状,除了收入最高人群与最低人群的差距，当前最大的差距仍是逐渐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差距的形成既有制度、政府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结构变动和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方面的原因。而前两方面更占据主动地位。
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户籍制度和产业进入壁垒。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是51%，但是把在城市中长期居住生活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除去以后，这个数字只有40%。我国现有1.6亿进城务工人员，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还在不断膨胀。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后，有比以前较高的收入，但是消费却很低。因为没有城市户口，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他们只有通过限制消费、增加储蓄，来未雨绸缪。但是储蓄利率被通胀率抵扣以后，他们的资产实际上是负增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户籍制度虽然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也造成了城乡隔离，使“物的城市化超前，人的城市化落后”。产业进入壁垒突出表现在金融业和服务业中。作为就业主力的民营中小企业在重重壁垒面前生存困难，而国企则可以凭借垄断地位占有更多的资源，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就在所难免了。
“收入分配改革还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减少政府对生产者的补助是改革可取的方向。”姚洋表示，按照当前的增速测算，到2020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将达到7万亿美元，收入分配改革要减少对一些企业的补贴，重点加强对农村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穷人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
就政府政策而言，国家财政偏重于对生产者给予大量补贴，这样做虽然初衷是好的，但是却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的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占主要地位，而且我国的制造业大多处在产业链比较低端的位置，并且大量出口。这样一来，政府补贴给生产者的低价土地、低价能源和和低融资成本就相当于间接补贴给了国外市场的消费者，而不是通过国内市场的流通循环再分配到国内老百姓手中。另外，由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没有及时跟上，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问题给周边居民造成的损失不能很好地补偿，这就使得普通百姓非但没有在收入上得到改善，原有的生存基础反而又被削弱了。
制度和政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经济结构和个人取得收入的渠道与方式。所以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在于有计划、有时间表地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破除金融业、服务业等产业的进入壁垒，转变政府大量补贴生产者的政策，让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动到每个社会细胞的肌体中。
改革的方向是建设福利增进型政府
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各种设想和建议大体可以归类为三种，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个税累进程度和征收房产税。然而以实际情况来考虑，提个税起征点至3000元以后，只剩下14%的工薪族在缴税，再提升的空间不大；增加累进，容易造成拿高薪的高端人才流失；征收房产税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征收的成本太高。 而一个可行的有效的方式是征收资本利得税，即对资本（包括财产）增值部分征税。
征收资本利得税，逐渐实现从生产型政府向福利增进型政府的转变，就可以把对生产者的补贴转移到个人身上。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增加对底层民众的教育投入，特别是职业教育的投入，通过“教育回报”带来收入的提高。
调节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政府向福利增进型的职能转变。只有把服务的手伸给老百姓，让百姓分享到社会发展的红利，改革才会显现成果，发展才会更加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