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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十八大”之后的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今年11月,注定是个热闹的月份。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总统大选刚落下帷幕,就迎来二号大国的中国执政党的盛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外界对「十八大」的关注,可能比美国大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美国谁当选都难挽其国内经济颓势。

不过,纵观天下,中国要保持已维持30年的每年10%经济增长,实非易事。今天的欧盟经济深陷债务危机,似已积重难返;美国经济低迷,短期内也难恢复。这样,作为中国传统促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因外需低迷而作用有限。那么「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路在何方?对此,官方提出要「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缩差距」。概括得很好,但对四者孰轻孰重、孰主孰次却是见仁见智。主流看法似是一边倒,认为应「调结构」为主、「保增长」为辅,而「调结构」中又强调要减少投资、促进消费。对此,我很不以为然。相反,今天的中国应是以「调结构」来「保增长」,「调结构」应是「保增长」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现阶段的中国,提出以「拉动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既不可行,也是很不明智的。
道理很简单。如笔者以前撰文反复强调的,时下中国的改革许多方面事实上已是举步维艰,如果没有保持7至8%的年增长率,很多社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最具挑战性的首推就业问题。只有保持足够快的经济增长,「做大蛋糕」,才能在增长中调整结构,解决问题。所以,问题是如何调结构?调什么?

最主要的结构调整莫过于促进产业升级。今天中国已成世界工厂,但问题是,与1.8万亿美元出口相对应的是少得可怜的产品附加值。低端、高污染、劳力密集型的产品依然是「中国制造」的代名词。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中国与美欧方面的成本优势在不断缩小,与东盟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完全丧失,目前之所以产品还能占有国际市场只是因为越南、菲律宾等国产能有限。所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保证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生产率,逐渐向产业链的高端升级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制造业的唯一出路。
最可笑的结构调整莫过于要求短期内拉动消费需求。诚然,长期来讲,慢慢地、逐步地培育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有其科学之处。但问题是要国内消费需求能成功拉动起来,关键是居民收入要明显提高,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要更完善,没有这两个保障,短期内拉动消费需求绝对是一句空话。

不过,如何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呢?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前30年的经验总结为受益于「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话,那么,「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应逆其道行之,「对内开放,对外改革」。

对内开放

那么,对内开放甚么?第一,打开城门,废除户口制度。户口制度作为工农价格剪刀差的配套政策,在计划经济年代为建立重工业优先的国民经济体系,自是成绩斐然,但今天已成为制约劳力最优配置,造成要素扭曲的罪魁祸首。30年来,户口防线在中小城市已被撕开了一条缺口,但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以及许多省级二线城市却是「我自岿然不动」。归根究底,既有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也是城镇化过慢所致。作为世界工厂的蓝领(民工)和白领(大学生)却不能享受最基本的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权利,这莫不是对改革开放最大的讽刺!

第二,放开计划生育,实行「二孩」制度。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已十分明显。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3.26%,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增速更是总人口增速的五倍。另外,计划生育政策更是使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断减少,劳力优势快速丧失,刘易斯拐点已是悄然到来。适当地放开计划生育,实行「二孩」制度对国民经济已是利大于弊。

第三,废弃关卡,减少地区贸易壁垒。对许多企业而言,做国内贸易比做国际贸易还难的抱怨已是不绝于耳。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国际贸易的保护壁垒都是明保,地理距离虽远但成本可控,但国内贸易关卡林立,地方保护名目繁多,防不胜防。这让人不由联想起19世纪初期分裂的德国,国内关卡林立,处处收税,乃至从柏林到慕尼黑的运价还高于许多货物本身的故事!

最后,打碎「玻璃门」,放宽行业准入门坎。经年中央政府连续出台鼓励民资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但国务院「新36条」颁布之后,地方上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电信、铁路、市政等许多行业都存在民资企业根本不可能挤进去的「玻璃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早在「新36条」之内,但直至今天,各地的金融改革试点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对外改革

同样,对外改革甚么?第一,放弃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事实上,由于长年的巨额外贸顺差,再加上外贸结汇制度,高达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中国已是弊大于利。随着近来的两次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的巨额美元财富在瞬间化为乌有。更明智的做法是从美国多进口,当然不是以前经常进口的废铜烂铁等贱金属,而是可能范围的高科技产品。有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这应是大有可为之策。

第二,由于美欧短期经济难以快速复苏,中国不应把出口产品瞄准它们,相反,应化整为零,转移出口目标国。以其他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才是出口企业理性的出口目标国。俄国去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也是中国产品的另一个巨大市场。

第三,世贸已是世界性的俱乐部,旷日持久的「多哈回合」更是已成鸡肋,吃之无味,弃之可惜。故此,中国合纵连横的重点应在于巩固东盟10+1,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以目前的地缘政治考虑,可先夯实中韩自贸区。

不过,「保增长」也好,「调结构」也罢,都应该只是手段工具,只有「惠民生」和「缩差距」才是终极目标。前苏联并不缺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结构不断调整的尝试,但因不能惠及民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仍避免不了国家解体的悲剧。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经济增长减速,也不是经济结构扭曲,而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近0.47,在东亚仅次于菲律宾。
那么,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呢?我以为,除了大力培植中产阶层,还应「劫富」和「济贫」。一方面,对暴发的房产商等巨鳄课以重税。奥巴马可做的,我看不出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再者,甚至可以考虑开征遗产税。在日本,高遗产税的开征使得「富不过三代」。遗产税的开征一方面可以鼓励创新,一方面可以减少吞噬大英日不落帝国的食利阶层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当然,继续加大对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出自是「济贫」应有的方式。不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大教育投资,才是「济贫」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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