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副教授 徐建国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1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厉的交规开始实施，开车出门着实有点紧张，因为一下子不知道怎样开车了。本来绿灯是通行的，可现在变成最大不确定性。远远看见绿灯，担心突然变黄刹不住，于是提前减速，害得后面的哥们差点追尾，狂按喇叭。好不容易上了快速路，紧张情绪稍有放松，面对空荡荡的马路又有点不习惯；而且限速只有60公里，一不小心就超速了，超速可是要罚3分的，四个不小心驾照就没了，开不了车在北京可是有诸多不便的。
这史上最严的交规，立意应该是好的，其中有很多合理的成份。可是变化之突然和剧烈，让人着实很不习惯。习不习惯也得去习惯，这大概是很多人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拟或是立法者心里想对我们说的话。可是仔细想一想，这里面折射的问题和理念值得深究，特别是把突变的交规和渐变的改革放在一起的话。
观察中国改革的人，都熟悉一个词，叫作“渐进式改革”；与之对应的，是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突变式改革，或称“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的理念，在于市场化运作需要很多相应的准备，比如制度基础，机构设置，法治环境，行为习惯，这些东西需要慢慢培育，慢慢改变。而且改革措施之间也需要配套和协调，这样才能避免剧烈的波动，防止不稳定放大改革风险。渐进式改革也有不利之处，比如改革过程中可能培育了改革的阻力，路径相依导致改革难以推进等等。渐进与激进改革的优劣不是本文的话题，也绝非一篇短文能说清。这里的要点是，渐进改革可能不是最优，但至少有其合理的成份。
可是这次交规的变化，却一点也不渐进，与中国改革的一贯做法截然相反。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没有阻力的原因。经济改革总要相对伤害一部分的利益，因此有阻力，特别是利益相对受损的人还有很大的话语权的时候。可是交通法规的变化，虽然影响很多人的日常出行，可是这些人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一下子就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渐变也好，突变也好，学者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理论和证据来支持与反对，可是最终决定历史演化路径的，从来就不是这些理论或者证据。
法规可以一夜之间改变，可是路还是那些路，人还是那些人，上班的时候还是要赶时间，追尾了要修车，迟到了要扣工钱，受了气只能往肚子里吞。回家喝了凉水消了气，忍不住还是要问，这交规到底是为了谁制定的？难道不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提高出行便利？
倘若真的如此，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交规到底合不合理。比如说闯黄灯，本来是个红灯与绿灯之间的缓冲，起警示作用。现在倒好，搞得要么看见绿灯提前减速，要么就得急刹车。开车的人都知道，急刹车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很容易出问题，开车最好避免急刹车。可是远远提前减速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增加出行时间、导致更多拥堵、增加燃油消耗、带来更多污染等等，都是背后的成本，不知史上最严交规的制定者们有否充分考虑过这些成本。
再比如超速罚分。本来这一条无可厚非，而且平时北京堵得厉害，没什么超速的机会。可是元旦放假那天面对空荡荡的马路，还是不禁要问，我们的限速是否也要酌情调整。如果说四环80公里，五环90公里的限速还算合理的话，一些快速通道，比如说万泉河快速路，只有60公里的限速很让人费解。作为比较，国外普通公路的限速一般是40－50英里，也就是64－80公里，危险和特殊路段，比如学校旁边，会低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的快速路的限速要低于人家的普通公路，真不明白为什么。其实交通并不是越慢越好，而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才会有省时省力省心的出行。
毫不奇怪，也无可非议的是，立法者当然会支持新交规的合理性，为之辩护，估计这种争论一时也难有定论。立法者可以强行盖棺定论，但是市民心中的论未必定得了。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普通市民在规则制定中的发言权太小，意见难以被充分考虑，而部分立法者的声音太大，意见难以被充分制衡。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规则出台以后争议颇多，而且对某些条款反对意见明显多于支持意见，甚至是一边倒的反对。终究，这个引发众多争议的新交规，实际上反映了规则制定程序的不合理，也折射了立法理念的偏差。
讨论中的一种观点，认为新交规中一些争议很大的条款反映了规则制定者知识和理念的落后，比如说对黄灯的作用缺乏深刻理解，比如说秩序维护缺乏深层次的知识。一个相关的侧面是，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理念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好的制定规则的程序，会包容各方的不同意见，综合各方面的先进知识和理念，整个社会的学习速度也会加快。
好的迹象是，至少市民现在可以反映不同意见，规则制定者们也要考虑这些不同意见。我们或者可以说，程序与理念的变化，也是渐进的，只希望这些进步不要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