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政府应从生产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重启改革已形成共识，问题在于从哪里突破？
“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户籍改革将是新的突破口，施行了60多年的户籍制度也成为城镇化的最大阻碍，也是我国最大的不公所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本报表示，新一届领导人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推动户籍改革。
尽管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姚洋对下一个十年的中国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基于中西部的发展能力还未充分释放、教育水平还有大幅提升空间、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 他预测，未来十年保持8%的经济增速问题不大。
姚洋分析，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递减效应的出现，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将是中国产业升级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为此，政府必须尽快转变职能，从生产型政府转变为一个真正行使公共职能的服务型政府。
 
下一步改革应从户籍改革入手
《21世纪》：在十八大之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改革仍然是最大的红利。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姚洋：我认为新一届领导人对改革是有共识，改革的方向是比较清楚的 。12月上旬，刚刚履新的总书记习近平，重走当年邓小平南巡的路线，到深圳、珠海等地视察，向外界清晰地传递了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回答了“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
而12月15日，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革要有总体方案、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党的文件中，这是第一次对改革做出如此富有决心的表述，所谓时间表意味着将提出明确的改革步骤和期限。
问题在于，改革从哪里着手？我认为，除了延续之前既有的改革之外，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城镇化和户籍改革将是新的突破口，尤其是户籍改革。
户籍制度建立于1958年。这项制度事实上是将一个人的合法居住地限定为其出生地。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非常急迫。你想，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500美元了，而国民还因为户籍被分为三六九等，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不公。
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大，尽管中央有动力，但地方没动力，推下去的难度很大。有人给广州和上海算了一笔账，说户籍改革之后，要增加多少学校和医院，需要地方政府增加多少万亿的投入，等等。但是他们只算了成本，没有考虑收益问题。增加学校和医院也会帮当地增加就业，增加当地消费，大幅拉动经济增长。
考虑到有些地方政府可能在财政上有困难，中央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在财税关系上略作调整，在转移支付方面应当加大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转移力度，帮助地方政府度过难关，这样使得户籍所承载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实现各地方的平衡。其实这对中央政府而言并不是太大的难事，地方政府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务补贴对中央的基础建设资金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实际上，政府早就因该缩减基础建设资金的规模了，应当尽快从过去的生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另外，土地制度也需要做配套改革，比如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远远大于本地人口，那么在户籍改革之后必须划定一个时间点，以后入户人口不能分宅基地了。这也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同时诸如服务业准入的放开、增加地方警力等配套改革也必须推进。
《21世纪》：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期，乐观者认为中国未来20年都可以继续维持8%的中高速增长，而悲观者认为中国未来将进入6%-7%的中低速增长。您对此怎么看？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姚洋：我认为至少未来10年GDP保持8%增速应该问题不大。比较而言，日本在1963年达到我们2010年人均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低，仅为5919元）时，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直到1990年代泡沫开始时经济才开始减速。当然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也有一些不同，比如我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很难像日本一样再保持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保持8%的经济增速问题不大，到2020-2030年降到6%-7%的中低速，然后2030年以后可能降到2%-3%的增速。
我认为未来十年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我们的国家比较大，虽然沿海地区已经很发达了，但中西部还非常落后，现在从东部向中西部进行的产业转移刚开始，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地还没有全面开发，这些区域将在未来释放出很大的经济能量。中西部能否崛起，关键在于地方领导层能否解放思想。
第二，我国的教育水平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还会有很大的提高潜力。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在20-30岁这一年龄段，城市的平均教育水平还没达到高中，农村还没达到初中，由此可见我国教育水平仍要大幅改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教授于2010年曾在《外交政策》撰文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占世界总量的40%。我曾当面问过他为什么如此乐观，他说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另一个是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这两个因素就足以支撑他的预测。他对他的预测非常有信心，因为他每次对中国的预测都被证明是过于保守了。
第三，我国科技投入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如果能实现我们“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即我国的研发投入将从2010年占GDP的1.7%上升到2015年占GDP的2.2%那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较高的科技投入，对保证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提高教育水平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中国未来增长还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经验表明，只有少数国家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中等收入国家。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姚洋：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可以依赖便宜的劳动力和较高的资本积累。但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是有限的，而单纯的资本积累终归要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因此，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飞跃，必须提升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的质量。
对中国而言，如果说中国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那么应该主要是教育不平等的问题。目前流动人口有2.4亿，其中1.6亿属于农村户口，占到全社会劳动力数量1/3，占制造业的比例就更大了。他们都是新工人，教育水平很低，80%都是初中或以下水平，而且很难再回到正规学校里学习，远低于高收入国家所需的教育水平。
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也是提高其收入的根本途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现在工人平均工资大概是每月3000元，翻一番就得要达到6000元左右，以这个群体目前的教育水平要实现收入翻番，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同时，他们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将是劳动力大军的主体，提高其教育水平将是中国产业升级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主要靠国家增加对高职和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目前，国家对普通学位教育很重视，但对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重视不够。目前投资方主要是地方政府或者民间资本。而恰恰是高职教育的需求很大，大量个人还是要通过高职和职业培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在进入工厂之前都要经过二到三年的技校培训，进入工厂之后还要从学徒做起，随着技术水平和经验的提高逐步提升自己的技术级别。现在到了恢复这个优良传统的时候了。
国家在未来应增加对高职和职业培训教育的投入，同时也应该鼓励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比如之前浙江衢州推行的“劳务培训券”制度。
 
从生产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
 《21世纪》：您曾经提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那么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能否依然保持这种独特性？为什么？
姚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前三十年延续以革命为主的传统，后三十年是从革命转向建设，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深挖。基于多次的革命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经济增长起来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受到权贵阶层的阻碍，大众得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我对未来十年中国政府保持中性政府还是有信心的。从过往经验来看，1980年代是进行改革准备，1990年代是疾风暴雨式的改革，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进行修正。我认为，下一个十年又转向改革。如果中性政府可能面临一些风险，我认为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的利益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特别是地方政府容易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左右，阻碍中央政策的执行。
那么，如何克服上述风险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从公共财政公开化方面找到短期内的突破口，使政府从生产型政府变成一个真正行使公共职能的服务型政府。二是促进党政分开，使党真正监督政府。三是增加民众政治参与。
《21世纪》：您也曾经提到，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但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的关系。那么未来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处理二者的关系？
姚洋：城市化对缩小收入差距是有好处的，尽管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可能拉大，因为一部分人进到城市会拉低城市收入下限，但是，城乡差距可能缩小。缩小收入差距不是靠一个收入分配改革能够缩小的，而是要靠综合的长效机制，其中教育水平的平等提高是最重要的。农村教育水平提高了，高职和职业培训上去了，贫富差距自然就会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