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两极分化就是从2000年开始实施土地出让金制度开始的，这一政策使城市中形成了两个阶层，一个是城市里拥有多套住房的阶层，财富增加极快，靠房租坐食其利；另一个阶层是进城的农民工，将辛勤收入的30%到60%交给房东……
不给面子，终于把国家统计局逼了出来，这回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介于0和1之间，0代表完全平等，所有人财富均等，而1则代表完全不平等，一个人拥有全部财富。数值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联合国设定的警戒线是0.4。
国家统计局上一次公布中国基尼系数是在2000年，当时达到0.412。但这之后十几年里，统计局把这事搁下了，忙大事去了，直到1月18日才公布了10年的基尼系数。
逼出官方统计机构的是非官方研究机构，他们前赴后继，比如美国得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学经济学教授甘犁称，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接着，西南财经大学亦公布同样数字。而统计局的数字是0.481，差远了。
质疑声立马四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易宪容说：“收入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严重。”经济学家许小年发了个人微博：记者来电，要我评论今天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假数真评，我有病？那个基尼系数用郑渊洁的话说，“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颇有风度：无论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都需要建立科学的统计制度，规范的抽样方法，适量的、妥当的样本数目，以及严谨的发布态度。另一位统计官员，湖北的叶青则直白得多：西财的数字高达0.61，也是由于样本过少，方法粗糙，计算随意造成的……计算基尼系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对国家统计局来说，搞基尼系数也很头疼，中国居民家庭收支统计调查，历来是城乡分立，口径不可比，农民工流动大外出时间长，城乡家庭收入现金多，调查困难。尽管新近实施的统计调整了口径，但其科学性和执行效果都有待检验，有待独立调查机构的佐证。
尽管在这样稍显含糊的状态下，统计局还是公开宣布：自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每年都在稳步下降！2008年基尼系数是0.491，之后4年分别是0.490、0.481、0.477和0.474。
状态含糊，却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稳步下降的结论也遭到各方的讨伐。
2008年后，中国基尼系数为何会下降？马建堂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级政府采取了惠民生的强有力的措施。但马建堂也承认贫富差距还是大的，“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大概有4倍以上的差距。”
叶青的说法就更具体：2011年起，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首次高于城镇，更高于GDP的增速，实际增长达到10.9%。这是由于农村大部分收入是农民工收入，而就在2011年很多城市都提高了最低收入标准。我们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最大来源是城乡差别，农村低保、扶贫、养老， 新农合、义务教育免费，农产品价格、农民工工资上涨都对基尼系数的缩小产生了影响……我们既要看到这些年来中高收入的增长，也要看到低层人民的改善。这种改善虽然比较缓慢，但是对于改善民众生活、扩大消费是有效的。比如武汉已经九次提高低保标准。希望少搞一点政绩工程，低保水平还可以提高的快一点。
经济学家李稻葵不是统计界人士，但他也有同感：影响基尼系数的最大因素是城乡差别，而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相对小，这几年由于农民工工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下降，全国基尼系数下降则顺理成章。
但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不这么看：中国最大的两极分化就是从2000年开始实施土地出让金制度开始的，行政寡头垄断招拍挂，千家竞价，价高者得，70年租金一次付清，这是导致房价越来越高的追亏祸首，其中60%到70%被政府以土地出让金的名义拿走了。这一政策使城市中形成了两个阶层，一个是城市里拥有多套住房的阶层，财富增加极快，靠房租坐食其利；另一个阶层是进城的农民工，这些人不得不长期成为房客，将辛勤收入的30%到60%交给房东……
周天勇的意思是：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得到了芝麻，但城里房东得到的是芝麻，城乡差距怎么能缩小？周天勇还提出另一个问题：政府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主因之一。
因此，在争论中国基尼系数的升降之后，要做点实事了：要加快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有效的工资协调谈判机制，实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尽快实行吏制改革，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减少行政之手对经济的干预，让官员灰色收入无处遁形。
如果不做这些，争论基尼系数，就只能是玩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