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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倒逼下的转型抉择

    岁末年初,回顾2012并展望2013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2012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年,而2013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年。

  经济转型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至今已17年,转型口号虽年年提、年年喊,但实际效果却总是差强人意。“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必须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促发展不能自拉自唱,要让群众受惠”,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副总理最近的系列讲话,终于让人们看到了转型的决心和希望。

  为什么转型这么难?2013年,我们对经济转型又能期待些什么?

  倒逼下的转型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借助资金和技术的引进,依靠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比较优势和后发国家优势,采取以低成本为主的竞争策略,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5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前后,中国GDP将可能超过美国,夺回世界老大的位置。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高居世界首位;年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20%,有些年份增速甚至高达40%。可以说,截至2011年底,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一路凯歌。

  从增长原动力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突出表现为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外资的涌入;90年代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突出表现为农民工进城和工业化推进;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遭遇发展困境,一面要与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另一面要与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竞争。由此,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再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被倒逼转向内需和产业升级。

  在第三阶段,如果中国继续依赖过高的投资增速,由于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长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加之我国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导致的“国进民退”和产能过剩在加重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抑制民间经济的内生创新活力,搞不好中国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在这个阶段,中国需要向占据更高价值链地位的出口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挑战,竞争优势更多地不能再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简单规模扩张,而是要更多依赖科技水平与创新速度的提升。在此情形下,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就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倒逼下的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突破“保八”纠结心态

  关键是,认识已有,但转型决心难下。

  长期性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双高”增长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那就是我们老是纠结于“保八”,心里总藏着“保八”的情结。经济增速一“破八”,我们总想再回到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6%-8%的经济增速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绝对属于“羡慕嫉妒恨”的范畴。据估计,2012年我国GDP增速为7.7%左右,美国为2%左右,日本也刚刚由2011年的负增长转为1%左右的增长,欧洲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德国可能在1%以下。金砖五国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不到6%,巴西3%,南非2.5%。

  我们为什么总想“保八”呢?“保八”的目的无非就是保就业、保收入和保财政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超高速增长”走向“适度增长”的转型之路会非常艰难,这两种增长模式之间的转换需要一个自然渐进的过渡路径,而制造业能否成功转型是关键中的关键。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都经历过经济增速骤降的时期,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7年,而且骤降之后增速再也没能反弹回来。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担心,担心中国也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真得出现骤降,中国的就业怎么办?中国刚刚过50%的城市化进程如何持续推进?

  幸运的是,进入2012年,这种纠结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

  首先,2012年的两会破天荒地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多年来首次低于8%。而且经济定调由2011年的“保增长”改为2012年的“稳增长”,意在为经济过快增长降温,为经济发展观念转变铺路。

  其次,经济转型战略已经从1995年最初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随后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十六大提出“三位一体”,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发展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可以说,我们的转型战略思路越来越明晰。在十八大报告中,这种思路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三是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四是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五是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幸福中国,这个提法很新颖、很重要,也很了不起。

  需要政府先转型

  2012年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增速“破八”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2013年,转型之舟已然重新启航。对于未来,我们能期待些什么呢?

  李克强副总理说:要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着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一是速度要实实在在,不要盲目攀比,不要有水分;二是要能增加就业;三是收入要和增长同步,让群众获得好处;四是速度和效益相匹配;五是能源资源环境可支撑,在环境优化中实现发展。

  具体而言,有几点值得期待:

  2013年经济增速保持在7.5%是大概率事件。目前,国内经济短期软着陆的态势已经确认,但为破冰一些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转型进一步腾挪政策空间,政府仍会倾向于主动调低经济增速。

  2013年的经济工作最终目标由过去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转变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元目标已经演化为二元目标,是对以往经济改革的反思和对重启改革共识的肯定。基于此,中央下一步可能会重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淡化GDP指标,而加入居民收入增长、节能减排、社会保障等民生和环境改善指标。

  提振内需应该会是2013年的经济亮点。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内需消费将会更加体现多元化。但短期而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关键。

  温和的基建投资策略仍会继续,这是“稳增长”的需要。但为便于与经济转型相匹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倾向民生领域,二是倾向可以打基础、利长远,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

  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系列改革会逐步拉开帷幕。

  当然,从长远来看,要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政府转型。在市场经济框架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如果政府硬塞到这个市场框架中,两方博弈就变成了三方博弈。理论上讲,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慈悲为怀,以天下为己任”。但在目前体制下,政府的目标很可能演化为当政官员的政绩最大化。为招商引资,可以零土地费用,可以免税,可以牺牲环境,可以强拆征地等等。如果经济增长稍稍趋缓,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就接踵而来,投资就又是全部寄托所在,经济转型就难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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