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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宏调治冷难治热

 

  如果说最近十年宏观经济表现特点是“易热不易冷”,从宏调政策成效看则显得“治冷难治热”。当然治冷也有不易之处。不过应对经济增速偏低偏冷时,各类政策工具协调性较强,各方利益比较一致,只要政府愿意出手,政策实施与收效会比较快捷和明显。

  4万亿刺激是显示宏调“治冷”得心应手的典型案例。当时经济增速一年快速下跌4个百分点。内外冲击下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失色,“经济长冬”、“L型走势难免”之类观点,一时广为流行。

  然而,随着刺激措施推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很快扭转跌势。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大幅反弹及货币信贷猛烈扩张,提示宏观“冷与热”两端风险实际已悄然移位。这段宏调实践还提示,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即便面临2008年底那样的经济低迷形势,大手松货币也会带来通胀与资产泡沫问题。2012年宏调政策目标再次以稳增长为关键词,或许由于借鉴早先过度刺激的经验教训,转而采用较为温和的宽松政策,引导经济逐步企稳回升。应对经济偏热和通胀则颇为不同。由于多方面原因,宏调政策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胀,要来得比较麻烦,甚至不无纠结。

  首先是识别判断经济过热就要多一些周折。2003-2004年出现第一波经济走热和通胀形势。此前信贷增长率从2001年上半年10%增长到2003年20%以上,同期货币增长率也从12%-13%上升到近20%高位,钢产量和工业2002年逐步进入增长高位区间。虽然先行指标明显提示经济偏快倾向,由于世纪之交通缩背景条件,加上2003年上半年“非典”冲击引入不确定性,各方难以就经济面临通胀形势形成共识。

  观察宏观调控政策情况,2003年虽有一些部门性逆周期调节措施出台,宏观政策整体方针到2003年底和2004年初才明确实现向“治热”紧缩方面调整。由于通胀形势已然形成,后手调控自然要麻烦一些。后来对2006-2007年、2010年两波通胀形势判断,也受不同因素影响发生不同程度滞后。

  关键宏观统计数据系统误差,不利于较快识别经济过热和通胀。例如,统计部门会在几个阶段发布与修正特定年份GDP增长率数据。最早通过统计公报发布最近季度与年度增长率,次年统计年鉴公布增长率确定值,最后可能还会公布利用普查数据调整数。观察不同时段统计数据误差发现,最先公布特定年份GDP增长率数值最低,随后统计值通常会提升调高。

  例如当初统计公报发布2005年GDP增长率为9.9%,后来调整为11.3%。2006年最初公布增长率是10.7%,后来调整到12.7%,最初低估2个百分点。2007年增长率从11.4%调整到14.2%,最初低估2.8个百分点。

  有意思的是,观察2001-2011年历年误差方向,都是最初数据被低估,误差简单加总值11.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最初低估、后来调高”会对宏观形势研判引入系统偏差。如果2006和2007年初,就知道2005和2006年GDP分别增长11.3%和12.7%,而不是最初统计公报发布的9.9%和10.7%,对较早判断2006-2007年过热与通胀或许会有助益。

  识别判定通胀较为滞后,还受到利益关系微妙作用。过度景气与经济过热虽不好,但短期会给各类市场主体——投资方、企业、地方“诸侯”带来利益,客观上有利于扩大就业。现实利益考虑使决策部门识别通胀更可能偏于审慎。

  “在晚会高潮时撤掉酒水”注定不受欢迎,这个宏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效应在中国转型环境中也有现实表现。

  对宏观偏热通胀形成事实判断后,我们治理通胀的一些方法特点,也不利于“治热”措施速收快刀斩乱麻之效。关键在于用汇率、利率两个基本价格工具调节有过多不便之处,实际运用较为滞后欠缺。以治理2003-2004年通胀为例,虽然2004年初宏调政策已转变为以治理通胀为主,然而2004年10月才用利率工具,汇率变动要等到2005年7月才姗姗而来。

  与价格调节受局限相联系,“治热”的政策工具选择在初期往往较倚重部门性调控措施。如治理第一波通胀时,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投资占据较突出地位,信贷调控也在一定程度上瞄准特定产业部门。好比医生治病,如果不能较早用特效药,而是较多针对直接症状用药,治理过程难免更为曲折复杂,宏调“治冷难治热”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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