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党近日达成的财政协议乏善可陈，最大缺陷在于未能调整联邦支出。自从2000年以来，尤其是在过去四年中，联邦支出迅速增长，除非实施重大改革，否则支出增长趋势仍将持续。
财政协议对基本税法的改动微乎其微。对于许多不可取的特殊免税项目，即所谓“公司福利”并未做出任何调整。这些项目包括企业给员工上医疗保险后可以享受减税，既补贴石油行业，又补贴像太阳能这样的替代能源行业，等等。
中高收入家庭主要从住房贷款利息的减税项目中获益。2012年，这一部分的税收高达900亿美元。但是，这种鼓励购房的减税似乎不足为训。另外一项主要的减税项目是慈善捐赠，它的理由远为充分。即便如此，鉴于财政赤字规模庞大，这一减税项目也应当受到限制。
财政协议虽然对收入30万美元以上的夫妻的减税总额做出了限制，但却并未将减税项目逐项区分开来，而这一限制应当适用于所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
如果税收的基础仍然是收入，而非消费，那么在理想化的税收结构下，应该对于整体收入征收统一比例税，这意味着大部分减税项目将被废除，股息分红与资本收益将囊括到申报收入中。原因在于，对于高收入者来说，随着收入增加，边际税率提高带来的额外税收比不上逃税和避税带来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收入低于贫困线者，应当适用累进税率的原则，免除其个人所得税。
财政协议中的税收调整，包含了对“富人”增税，以及提高资本收益税、股息分红税与房地产税。但是，在未来10年中，所有税收调整预计总共只能带来大约60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而每年联邦支出接近4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税收增幅不过是杯水车薪。况且，6000亿增幅也是乐观预测。为了应对税率提高，公司很可能会减少分红，将更多收入转向国外，并做出其他调整以减少税收负担。边际税率提高后，个人为了减少纳税负担也会将精力从正常工作转向无需纳税或者税率较低的生意中。
财政协议目前在支出方面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妥协，预计几个月之后才会着手。失业救济的期限继续延长到了99周的上限。虽然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当前就业人数每个月都在增加，还有将近400万个工作岗位空缺情况下并不合理。给失业将近两年的人士发放救济金，会让大量失业一年以上的人保持失业状态。
联邦支出在GDP中所占额比例从2000年的约18%上升到当前的24%以上。固然其中一大部分增幅都花在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上，但是很多其他支出项目增长得更快。刨除通胀因素之后，所谓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即各种国内项目支出和国防支出的总和上涨了70%以上。所以即使保持在各项公民应当享受的权益上的开销，仍然有很多方面可以削减联邦支出，让美国重返克林顿总统离任时的财政盈余状态。
当然，由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贴极其重要，因此对其增长加以控制也十分关键。医疗补贴和相关政府医疗项目的受众,应当是贫困家庭的父母及子女。但是，现在“贫困”的界定已经超出合理范围，应当按比例加以缩减。
强制性医疗保险能够控制搭便车的行为，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强制保险应当仅限于重大疾病，以及补贴贫困家庭的保险费。相比之下，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亦即所谓“奥巴马医改方案”，旨在通过政府的联邦医疗保险杠杆来改变当前医生普遍按服务收费，采取很多不必要治疗手段的模式，其强制性条款应该具备广泛的覆盖率，为收入水平不高于贫困线水平四倍的个人提供补贴。
还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医疗保险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在医疗保险制度下接受治疗的人群中，提高非贫困老年人个人负担的部分。在美国，非贫困老年人个人负担的医疗费比重远低于医疗保险总水平极为发达的瑞士。
医保制度始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相比之下，现在65岁以上人口的健康状况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如果将享受医保的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岁或者68岁，并不会给这些人造成很大的困难，还会鼓励他们更多地使用私人保险。当然，政府要让老年人对享受医保年龄的延后做好准备，不能五年内就开始实施，应当在此之后逐步推行。
本文讨论的改革，或是其他形式的改革能否在短期内通过，我对此并不乐观。总统和国会中的两党立场都很顽固。媒体聚焦于如何向所谓的富人增税，因此也不大可能促使公众关注税收和政府支出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