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选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举行连任就职典礼的这两个半月里，预期预算赤字以及如何能够降低预期预算赤字一直是美国公共政策辩论的焦点。
民众的担忧部分源自经济层面。人们意识到，不能听任债务无限制地以快于收入和偿债能力的速度增长。接下来是道德层面的担忧，即不能不合理地增加我们子孙的负担。然后还有全球与安全层面的担忧：债务的过度积累会使美国很容易受到外国债权人的左右、不能灵活地应对国际紧急事务。
毫无疑问，经济预期始终存在变数。然而，下面这件事还是有很大的可能发生：如果美国在2011年预算协议以及去年底达成的避免跌落“财政悬崖”的协议之外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未来15年美国的债务相对于收入将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增长。因此，即使不考虑那些可能出现的自酿的灾难（不能偿还债务或是政府关门），集中精力降低预期赤字也是完全必要的。
有些人反对进一步集中精力降低预期赤字，他们的理由是，未来十年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可能会企稳（建立在不会出现衰退的假设预期上）。这些人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考虑到种种不确定性和目前的债务水平，即使未来十年经济走势良好，我们也应当制定计划降低债务比率。
降低预期赤字应当成为一个工作重点，但我们不能执着于此而让它主导经济政策。那样做的话会带来一种风险，即制定出虚假的临时性减税等措施，从表面上改善赤字状况，付出的代价却是不确定性与长期财政负担加大。那可能会妨碍基础设施、预防医学、税务执法等领域的高回报投资，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投资可改善我们的财政状况。
经济学家一直很熟悉“抑制性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当测度通胀(measured inflation)引发的担忧主导经济政策、催生抑制物价的价格管制或补贴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测度物价(measured price)可能不会上涨，因此表面上的通胀是遏制住了。但短缺、黑市和预算赤字扩大却纷纷现身。这种抑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放松，测度通胀就会急剧上升，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松(Nixon)价格管制就说明了这一点。
与抑制通货膨胀类似，“抑制预算赤字”可能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就像仅以一年盈利情况论英雄的企业管理层会采取一些不合理且最终会带来损害的举措那样，对预算耿耿于怀的政府官员会去抑制而不是解决赤字问题。
如果强制实施随意性的削减，政府机构会以推迟尽责来应对，日后欠下的账会更大。或者，以低于账面退休金数额的“承诺退休金”形式来提供补偿，这会增加纳税人的最终负担。又或者，制定像最近的罗斯个人退休账户安排(Roth Individu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法案这样的措施，鼓励纳税人加快完税同时降低现值。
与避免抑制预算赤字同样重要的是，确保致力于此时不以牺牲其他同样真实的赤字为代价。美国和许多工业化国家现在的利率都非常低。实际上，政府的实际借贷成本20年来一直为负。去过美国的人都不会怀疑，美国的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毫无疑问，即使撇开任何可能出现的刺激效应不说，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也是翻修美国桥梁和道路的最理想时机。如果它们能够促进增长进而增加税收，那么这些在实际利率接近于零时举债进行的投资，未必就会推升债务比率。
基础设施的欠账只是美国面临的众多赤字中的最突出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将近六年之后，我们正忍受着严重的就业与经济增长赤字。考虑一下：只要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能一直比原有水平高出区区0.15个百分点，到2023年时就可使债务相对GDP的比率下降2.5个百分点。这与去年底经过激烈争论达成的税收妥协带来的减债幅度是相当的。提高增长还能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我们都需要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以适得其反的方式执着于此，也不能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赤字，因为它们最终会极大地影响到这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留给下一代的遗产。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教授，曾任美国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