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开，清风徐来。反腐，正是这缕清风的重要元素之一。我当然支持反腐。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更想谈一谈腐败背后更为深层的问题。
说反腐话题，不免想到蒋勇。我觉得这是一个说明腐败及其深层问题的最好例子。
蒋勇者，重庆市原规划局局长，中国建设规划系统最大窝案之主角是也。他以不断为房产商增加容积率为手段，收受贿赂1796万元，最终被判死缓。所谓容积率，是指一块土地上允许建设的建筑面积与这块土地本身面积的比值。当今中国，一块土地的容积率应该是多少，或者说应该建多少房子才算合适，这是由规划部门强制认定的，开发商不得任意更改，否则，不仅会面临巨额罚款，而且有可能建成的房子最终无法通过政府的整体验收，后果不堪设想。没有错，容积率越高，单位土地上就可以建更多的房子。蒋勇们正是通过收受贿赂给开发商办高容积率的规划手续来获得滚滚财源的。
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开发商当然不愿意容积率过低。我的问题是：没有政府管制，开发商会不会让容积率无限的高呢？答案是：不会的。没有政府的容积率管制，不会到处摩天大楼林立，因为高楼的建造成本开发商烂熟于心，做起来卖不掉岂不是赔本赚吆喝？没有政府的容积率管制，小区里也不会都建成密不透风没有阳光的“牵手楼”，因为购房者并不是见到房子就掏腰包的白痴，他要购买的不仅仅是房子本身，还有外围的空间环境。
那是说，在特定的地理、气候等条件约束下，供需双方博弈，会确定一个市场均衡的容积率。现在的问题是，给定政府规划部门来确定容积率的权力，那些大大小小的蒋勇们，会将容积率设定在怎样的水平呢？朋友，不知道假如你是规划局局长的话，会将容积率设定在怎样的水平。但我赌你会和我一样。我谢作诗呢，小人一个。假使我是规划局局长，我一定要把容积率定得远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惟有如此，开发商们才会蜂拥而至向我行贿送好处。事实上，蒋勇们的落马伏法证明了他们是把容积率定在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上的。
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从后果来看，政府的容积率管制不仅丝毫没有改进他们所宣称的希望改进的社会福利，反而大大降低了社会福利。政府规定了低于市场均衡的容积率，结果怎样？在开发商们的贿赂下，容积率最终还是回到了高处。我请大家猜猜，会回到怎样的水平？我的答案，最终还是回到市场本来的均衡水平。就容积率本身来说，管制和没有管制结果是一样的。但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是，在政府管制下容积率回归到市场均衡水平是以开发商行贿为代价的。这个代价最终是要体现在房价上，是要由开发商和广大消费者来承担的。我们知道：价高需求量就少，交易就少，GDP就少，就业就少。所以，政府的容积率管制可不仅仅是带来了腐败，还抑制了经济增长，转移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
在我看来，容积率多少、绿化率多少、房子最高多少、车库数量多少、房型比例多少，政府的这些规划条件要不是吃饱饭撑着没事做出的闲事，就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设租行为了。
但是这并不简单就是腐败的过错。给定政府管制经济，腐败其实是对偏离市场均衡的修正。所以一定意义上，我不反腐败，我反政府干预。没有政府干预，就没有腐败。不能只反腐败，不限制政府权力。限权应该重于反腐。也因此，我们不要以为计划经济下道德高尚，腐败很少，而市场化改革导致道德滑坡，腐败盛行。市场化其实是向着提升道德和减少腐败的方向在行进。不要以为计划经济下没有假冒伪劣商品，道德水平就高尚。我的看法，商品和服务短缺就是道德水平低下，那是偷懒、干活出工不出力的结果呀。虽然没有假冒伪劣商品，但是天天讲政治假话，不是道德低下又是什么？计划经济下，那时候我们买个自行车、手表，都要找关系弄到票证，但是今天我们买汽车、房子都不需要找关系弄票证。找关系弄票证，难道不是腐败？那时候，你要设法跟生产队长搞好关系，这样派活的时候就可以派你轻松一点的活；你还要设法跟分粮称秤的人搞好关系，几斤粮食都要看人脸色。但是今天，所有这些活动我们都不需要看人脸色，依赖他人。今天，虽然跑官要官，跑项目要项目还是常态，但是毕竟涉及基本生活的活动我们不需要再搞关系了。今天，我们看到腐败大案要案，动不动就上亿几十亿上千亿，但并不意味着市场化导致腐败更严重了。以腐败的金额占GDP的比例来看，以涉及腐败的经济活动占经济活动总量的比例来看，腐败是大大地减少了。
腐败与政治的独裁或者民主之间也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关系。皇帝是独裁，皇帝过寿是公开接受官员贺礼的。皇帝接受官员贺礼，这是鼓励腐败。皇帝要清官，但更要贪官。贪官才听话，贪官的存在其实是有利于皇权统治的。所以独裁不能反腐。但是民主也不能反腐。民主只是改变腐败的形式，由老百姓贿赂官员改为官员贿赂老百姓。那盛行西方世界的福利主义，本质上也是腐败，是官员在贿赂讨好老百姓。我有一个观点，西方腐败比中国厉害。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好和西方经济的差。所以，独裁与民主都不能限制腐败。宪政，也只有宪政才能限制腐败。法治、清楚的权利界定、减少政府干预才是反腐的利器。
老实说，我倒是同情蒋勇们，他们其实也是制度的牺牲品。我们要反腐，但更应该革新制度。只有在经济领域更加彻底地市场化，在政治领域推行宪政，才能从根本上限制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