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触底回升,已经成为共识。不少市场人士认为,经济的持续改善已上正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伪周期,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而非新的周期的开始。以笔者的观察,民间的经济活动并没有随着GDP的反弹而全面回暖,目前的复苏基础狭窄,基本上靠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
对于地方政府的基建活动,笔者认为新一届政府的思路,与即将离任的政府有明显不同。基建不再被看作增长的加速器,也不会再拉出2009年那种V型反弹;下一届政府将基建当成增长的稳定器,如果增长跌向7%,基建的油门就被踩下去,当增长趋向8%,踩油门的脚就会放下。换言之,在依然不强的民间经济活动之上,政府通过基建另添上了一层缓冲层,所以8%的增长不难达到,但是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增长也未必持续加速。
中国经济今天的核心问题,是民间投资的消失,其背后乃是结构性的困扰。民营资本的擅场制造业,在许多领域已变得无利可图。工资的暴涨、产能的过剩,严重损耗着制造业中国的基盘,资本选择不再参与情有可原,但是由此带出的投资难问题已经到了不能视而不见的地步了。
政府对此的对策是增加公共开支。当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达到银行都不愿意借钱的时候,信托基金应运而生,接下来是金融创新、地方债券,影子银行支撑起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支撑起迅速反弹的基建工程,支撑起GDP增长。
然而,货币政策扩张无法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难题,财政扩张亦非民营投资的替代。反周期的货币扩张、财政扩张,对稳定增长有暂时性的效果,但是永远无法造就可持续的经济上升,无法造就有机的经济活力。
笔者以为,直至民间投资重现,中国经济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周期。目前所见,不过是前一个周期的延续,一个靠政策垫出来的增长反弹。
此轮经济反弹,还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这次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基本上靠影子银行来提供资金。影子银行中资质各不相同,不过几乎都处在监管的盲点,集资和放款手法上也存在众多的违规现象。从微观层面上看到,不少地方基建项目很难回本,有些甚至连支付利率都有困难。通过影子银行进行的资金流转,已经占到全社会融资的一半。部分影子银行出事,已经不再是小概率事件,而此会否带来连锁反应,甚至构成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笔者看来风险不小。
持续十年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增加,国力的强盛,不过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与失衡。试图用扩张性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缘木求鱼。进一步拖延,只会令问题越滚越大,风险越聚越高。中国迫切需要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曾经几次陷入泥沼,最终是通过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加入WTO这样的体制上的突破来提高生产力,令经济上到新的台阶。
同时必须看到全球范围内,增长难问题并非中国的独家专利。美国欧洲日本均有同样的困境,情况更甚。各国都试图用货币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大家全不得要领。唯有一次又一次地印钞票,规模越印越大,来维持经济不坠入谷底。量化宽松政策已成骑虎难下,央行不敢收水,也收不得水。一旦通胀开始反弹,全世界便面临新一轮危机,金融业面临新的一场灾难。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既是困难,又是机遇。如果中国可以痛下决心,率先进行结构性改革,则可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在各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占尽先机。
与美欧相比,笔者认为中国至少有六个优势。1)有增长的环境:增长对于改革好比润滑剂,在经济、就业和收入上涨时推进改革,阻力较小、成本较小,风险也较小。2)中央财政:中央财政的债务GDP比率不到20%,加上地方债务和铁道部债务,也不过70%左右,财政有钱,便非巧妇无米之炊。3)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尚算稳定,资本金未如欧美银行那样遭受重创,目前的银行有能力为结构性改革的腾挪制造空间。4)国有资产:过去十年国有资产大幅升值,为接下来的结构改革,提供了一个资金的来源。5)行政效率:中国政府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情,其行政效率相信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能媲美。6)高储蓄和贸易顺差:高储蓄、贸易顺差和资本管制可以少受外来的冲击。
笔者认为,结构性改革必然困难,并触动既得利益。但是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各国政府的政策均不得要领之时,如果我们能够突破体制的瓶颈,率先改革的话,这将是民族复兴的一次罕见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