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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尽快允许民间资本开办银行

2012年12月4日,《天下潮商》记者一年间第二次走进北京大学朗润园,眼前熟悉的皇家四合院,亭台楼榭依旧清净优雅,红柱灰瓦上依旧存有薄雪。2012年初时,我们“全国两会”报道组第一站的采访便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在这中央最大、最重要的经济智囊机构之一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邀请经济专家畅谈2012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在年末辞岁之际,我们独家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任院长姚洋教授,权威解读中国经济,总结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特点以及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是在著名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新组建的,一个以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教学机构,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规范化、本土化,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名家优势,涌现了林毅夫、周其仁、海闻、易纲、宋国青、曾毅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从2012年11月20日起,姚洋教授接替周其仁院长的职务,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
姚洋此前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他于1986年获得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师从林毅夫教授。此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师从Michael R. Carter教授。
姚洋院长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受《天下潮商》记者的专访,对于我们对他新任院长的祝贺,他表示衷心感谢林毅夫和周其仁两位前任院长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及其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呕心沥血的付出。这次的交替可以说是从20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传承到了六十年代生人手里,它的定位要和国家的整体变化相适应。未来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以经济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并打造成为世界知名的智库。党的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十年之后我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将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方面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定位是对这个转变的回应。他透露,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致力于在国家发展研究院营造开放、包容、求实的科研和工作氛围。研究院未来的十年致力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跨学科人才。
 
稳增长,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天下潮商》:您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农业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不过您的“中性政府论”更为大众所熟知。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您提出“中性政府论”。而且您说过如果中国政府偏离中性就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目前有偏离的迹象。为什么这么说?能否进一步为我们阐述观点?
姚洋:“中性政府”就是说政府不受利益集团左右,走在大路的中间,这样才能专心搞经济建设或者其它建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些地方政府很容易被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利益束缚了政府的手脚,改革就得不到推行。国家新一届的领导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立志要改革,有这个劲才能去做,所以说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
《天下潮商》: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大提出的稳增长的新政策与过去保增长的政策有所不同,特别提出民富优先、创先驱动,作为著名经济学者,您如何解读?
姚洋:这次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GDP总量要翻一番,一个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翻一番,人均可支配收入很明显地强调了民生。GOP总量的翻一番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翻一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我们的GDP总量在增加,但是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并没有赶上去。提出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种新思维,而且定下7%的目标也不是很高,所以是稳增长而不是保增长,我们强调的是保证老百姓的收入要提高。
 
调结构,让民资进入更多投资领域
《天下潮商》:我们注意到,您曾经公开表示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间中国要做的是在经济上调结构,更多地关注民生,要把更多的钱花在老百姓身上,特别是穷人的身上。如果到2022年,政府能基本上退出经济领域集中力量搞民生,就像您说的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有希望了。请问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政府基本退出经济领域有哪些好处?
姚洋:我们经常说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我觉得最大的失衡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掌握的收入,按一般的预算应该是经济总量的22%,如果按照宽口径来算,也就是说包括卖地的收入、社保的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应该要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算是蛮高的。还有国营企业,它们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将近30%,这样一来,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GDP达到了60%以上。这还不是最后的统计数字,因为政府还可以控制银行等机构的资金。所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过于强大的,这显然没有好处。政府不应过多干预经济,国营企业要减少,投资要减少,不能越俎代庖,应该让民营企业家更多地参与到基础建设中来。
《天下潮商》:您的意思是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领域对中国经济发展更有利?“中等收入陷阱”往往表现在哪些方面?
姚洋: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看来虽然GDP能增长,但是经济结构会越来越乱。我们国家有很多超前投资是过剩的,例如高铁普遍亏本,事先评估不足,也许动车就足够满足现在的需求。政府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重点放在民生问题,特别是教育问题上。
提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简单算一笔账。到202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按照现在的量计算超过12000美元,按照十年之后的增长量计算估计达到了18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进入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的收入都应该翻一番。可是农民工阶层的收入翻一番却不是那么容易,假如按照网上那张比较走红的农民工工资表7000元一个月来算,翻一番是14000元,差不多2600美元,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却只有初中水平,十年之后他们的技能是否还能符合当时的环境是很难说的。所以反过来说,除非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未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否则政府必须加大投资教育。
政府在在校教育方面是投资了许多,但是我们还要注重那些已经走出校门的人的教育,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是很少的。我觉得国家应该让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再次“回炉”接受再教育。国家在见效快的方面如基础设施等投入较多,而在见效慢的教育方面投资比例却不大。但是如果未来十年之后我们还要保持5%~6%的经济增长,那靠的就是人的素质。因为基础建设总会有饱和的时候,而知识技术产业才是未来国家需要的。产业升级是为了造更好的产品,关键的是谁来造的问题。就如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工人的装修水平达不到最新的标准,造成房屋漏水漏电等问题,要屡次进行返修,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在全产业链中,每个环节都应该有高水平的操作人员,设计的高水平并不能代表生产的高水平。
 
宏观调控,需用市场手段
《天下潮商》:您认为国家的宏观调控,要用市场手段去实施,不能动不动就用行政手段去干预。为何这样说呢?您对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有什么样的评价?
姚洋:我不认可国内目前这种房地产调控。首先是效果并不明显。许多城市的房价统计数字看上去是略有下降,但是并不是房价自身在降价,而是房产开发地点越来越偏离市区,市郊的房价本来就因为距离而价格相对较低,平均下来整个房价自然就降低了。我个人觉得房价水平应该看二手房的价钱,二手房是已经建成的房子而不是越盖越远离市区的新房,如果它没有降价就代表房价没有下降。房地产占我们GDP总量的10%,以前每年的增数达到了百分之二三十,每年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是两到三个点,而2012年的增数只达到了15%,等于掐了一半,所以对GDP的贡献率也降低了。
我觉得宏观调控还是要更多地使用市场的手段。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多建公租房,借鉴香港的做法。房价高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刚性需求。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替换,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替换每年消失的村庄,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了城市房价的高涨。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快速发展时期财富增长的人数增加,富人炒作房地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日本、美国也是这样。第三个原因是土地的有限供应。土地红线是要守住的,毕竟我们是个农业大国,只有18.2亿亩耕地。这三个原因造成房价的高涨,而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应该是政府着力去做的事情。
《天下潮商》:关于城镇化问题,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8月17日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51.27%。但是很多老百姓觉得自己是“被城镇化”了。您曾经提过:“我们要打造真正的‘人的城市’”。您如何分析中国城镇化的现状?
姚洋:我觉得说“被城市化了”的人可能就是那些在城市没有取得城市户口的人。他们不属于城市却“被统计”在城市了,所以他们“被城市化了”。的的确确,在中国是“物”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因为户口的限制,很多人寄居在城市却没有归属感。根本的还是在于解决户籍问题。但是解决户口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在我国的这种高房价情况下,大家自己会理性地去选择,可能到次一级的城市去居住。例如珠三角,可能大家会选择在广州、深圳周边的中等城市或者是城镇区居住,那里房价要便宜很多,成本低而且就业机会也很多。高房价本身也起到一个人口分布的调剂作用。
 
办私人银行不可怕,但路还长
《天下潮商》:很多人都这么说银行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无论经济形势好坏,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不变的现实,使得在某些城市民间金融领域十分活跃,但却不规范。您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小企业融资出路在何方?
姚洋:我觉得温州的改革实验步子应该再迈大一点。听到改革的声音时我也觉得很兴奋,但是现在看来实际的动作并不明显。小额的信贷公司还没有真正的放开,听说现在一个给它们松绑的可能性就是允许私人企业主入股,更多的人入股使规模扩大。我个人认为应该允许私人办银行,因为老百姓手中有闲钱,如果吸纳储蓄,小银行就能够把老百姓手中的钱利用起来。小银行可能在利率方面比较灵活一些。因为假如贷款利率超过10%,存款利息就算达到5%还是有盈利的。小银行的成本低,所以存款利率可能会相对高一点,这一点有利于动员储蓄。
要把非正规金融变为正规金融,不然的话非正规金融的不良发展,例如温州老板的跑路,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国家担心用私人资本建立银行,会产生关联交易等问题,实际上是法律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法律的监管问题也应该是政府改革的重点。总有一天我们要迈出允许私人办银行的这一步,国内的外资都能在我国开办银行吸纳储蓄,我们更要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开办银行。当然这需要更多的人来呼吁,而且让大家知道允许私人办银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这其中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美国的小银行遍地都是,有将近2万家。我在美国上学的城市、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市,周边人口有30多万,在美国也不算小城市了,美国的四大银行都没有在那儿设支行,因为成本过高所以没有设网点,我们就在当地的一个很小银行存钱。这些小银行的监管做得很到位,发生倒闭的现象不多。在美国有存款保险的制度,就算万一发生问题,储户可以从保险里追回一部分损失。
 
七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
《天下潮商》:您曾经参与过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您的核心观点是什么?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能超越美国呢?
姚洋:我个人认为大约在2018-2020年的时间段里中国的经济总量能超越美国。从2010年开始,我们国家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将近三分之一,201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大约是我国的三倍,去年是将近2.5倍,估计今年的差距还在缩小,我国对美国的赶超速度应该是10%以上,这个概念相当于是7年缩小一半,今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大概是我们的两倍,如果我们的赶超速度超过美国的10%,那么只要用7年就能超越它。
《天下潮商》:2012年即将辞岁,新的一年又要到来。作为一个学者,您如何总结2012年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特点?对于2013年的经济走势或者发展态势又有什么样的预测?对潮商企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
姚洋:在2012年,全球经济的整体态势都不太好,欧洲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增长没有多大起色,但是2%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坏。这一年,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欧洲的经济衰退降低了我国对欧洲的出口总量,另外房地产业的增长速度也在回落,整个2012年,我国的经济状况不是很乐观。2013年,中国的经济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国的新一届政府上台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举措,我认为8%的增长速度还是有把握的。
关于潮商,李嘉诚先生的慈善捐助事业大家有目共睹。我希望在未来潮商们更加关注国家的政治进程、经济社会进程,因为国家和个人是息息相关的,经营企业更是如此,希望潮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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