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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鸣:中国社会经济面临四大困难需要直面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徘徊期,社会也处于大转型的变形期。民众对于新领导层抱有很高期望,期望中国能走出当前的迷茫阶段。在我们看来,当前中国面临四大难题亟待解决。

第一,反腐打出新政第一炮。最近一段时间,从政府层面到民间层面,反腐行动都有新突破。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已经有118万左右的“裸官”,这些“裸官”包括行政机构领导、地方机构官员,还有很多国企的领导。针对裸官问题日趋严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整顿吏治总是重新树立政府信用的有效战略,整顿吏治不仅有利于行政效率提高,也有利于保护官员个人不落入堕落定律彀中。就民间反腐来看,表哥和房叔等事件的发酵,就是一个新突破。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的反腐任务还很沉重,改革总是受到或明或暗的阻力牵制,连住房信息联网都不能落实,何况公开官员财产呢?

第二,经济增长潜力空间有限,如何寻找新突破成为关键。经过了近三十五年高速增长,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潜力可能遇到了各种瓶颈。最为严峻的是,如何化解过去货币超发带来的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双高的挑战,可以说,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国际形式非常不稳,货币战争和汇率战争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依靠外需带动增长的模式几乎已到尽头,短期内无法改变,扩大内需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过,不可否认,我们遇到危机往往通过政府投资和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民间资本难以启动,就算启动也难以有足够的信贷支持。

第三,社会信任度下降,政府和企业必须重塑信任形象才能缓解信任危机。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冲突增加会导致社会风险加剧,比如因为拆迁导致的利益纠纷,由环境安全引发的群体性散步事件,都是这种风险加剧的表现。人们对于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不信任,是因为数据造假必然结果,就算是数据是真的,由于人们经常感到数据失真,很多人也不相信这些数据了。这就很可悲,主管部门费了无数精力和金钱,得出的数据成了废料。

第四,货币和房地产成为中国未来最不确定性的因素。很多人否认货币超发,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和数据,非要证明没有超发货币,这无疑是鸵鸟策略,从购买力角度来看,老百姓又不是傻瓜,一百元贬值很多,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关键是我们该如何治理超发的货币,未来是否还进行货币超发,这才是关键所在。不可否认,中国房地产处于分化状态,一线城市房价高居不下是一个事实,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问题是这样的价格是否还要持续上涨,直到天花板。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经过四年多的大跃进,很多城市沦为了人们常说的鬼城,如果这些地方房地产倒下后,跟着倒下的将是一大片,甚至会引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大爆发。

没有问题的时代是不存在的,分歧点是逃避问题还是直面问题。选择前者后果不堪设想,总有一天无路可逃,还是要面对现实。选择后者虽然短期内很痛苦,但是却不容易错失改进良机。当前要改革已经成为共识,如何改革往往是迎接问题和挑战中细化和执行的,相信我们能够迎接挑战,并战胜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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