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博士以中国的储蓄为根本出发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结合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最后从杠杆率、债务水平、利率等方面分析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并提出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过去式”可理解为是2007年以前状态，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速较快；二是通胀率很低；三是资产价格上行压力持续存在。理解这一现象以及更长时间诸多宏观经济现象重要出发点就是高储蓄。如果假定中国储蓄给定的话，实际上使用方式只有三种：第一是形成境内有形资产，第二是形成境外有形资产，第三是形成境外金融资产。
中国高储蓄形成较高境内有形资产，就是较高的投资水平；高投资形成高增长，但是中国高经增长伴随的不是相对高通胀而是低通胀。对此可以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框架考虑。投资扩张导致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带来通胀压力上升；但投资形成产能扩张使总供给线向右移动。总供给快速反应造成高增长伴随较低通胀，这一点是与成熟经济体不一样。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假定总供给曲线不变，即使在中短期也不应假定垂直总供给线。
虽然我国鼓励对外投资，但是由于获得境外有形资产难度较大，所以储蓄更多地体现在境外金融资产上。在外汇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集中体现为外汇储备积累，从国家整体讲是对外金融资产积累，同时也形成对内流动性的创造。换句话说，从国家整体来讲有对外金融资产，但是就每个居民个体、企业个体并没有形成境外金融资产，而是把手中美元卖给央行然后由央行进行对外投资，这就造成了内部流动创造，产生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一方面境内有大量有形资产，另一方面境内又存在了大量的流动性创造，具体体现在货币增速很快。加之，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尤其体现在证券化产品供应比较弱（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这就形成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压力，因为多出来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机会。这种金融性质的投资机会由于不发达市场的存在形成了不对称，于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较高经济增长、相对较低通胀和资产价格上行的压力。
储蓄实际上并不是给定的。影响储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结构。理解中国经济系统以及对储蓄影响时，可将人口作为外生变量。计划生育政策相当于在中国社会中执行一个伟大的深远的社会实验，改变了人们基本行为，宏观层面表现出对储蓄率影响。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要花几十年上百年的过程，中国三五十年就完成。此外，人们消费习惯难以改变，尤其体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最多的群体，我们这一代以及父辈他们经济实力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消费行为变化比较慢，这也是造成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特征和政策制度环境中，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金融压抑。政策制定者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难点在于如何抑制资产价格上升的压力以及可能产生对金融系统的威胁，于是产生了金融压抑。具体体现在通过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管制，使得资金使用上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防止由资金使用自由化引起的对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必然带来的泡沫以及泡沫可能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这既是中国经济的“过去式”的特征，也是政策制度的特点。
近年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政策带来人口结构的拐点已经在出现，进而造成储蓄率停止上升甚至下降，储蓄率下降自然会引起境内有形资产、境外有形资产、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放缓、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放缓。投资扩张本身会形成需求增加和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供给反应不再那么迅速，使得经济出现相对较低的增长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胀，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在境外金融资产积累方面，储蓄率下降会减缓境外金融资产积累，加之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流动性创造也会相应减少。过去两年我国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明显放缓，去年几乎没有新增长，由外汇占款产生的流动性创造也很少。同时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有价证券供给大幅度增加，使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
所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就是GDP增长速度放缓，相对较高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上行压力减弱。此外，造成储蓄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新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月光族”一代。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上述变化，使金融压抑不再成为必要条件，同时在储蓄率放缓、投资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要实现同样速度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投资质量，提高投资质量就要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这种效率在原有金融压抑下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就有了金融创新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对利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的要求。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为在金融中介的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也会表现在金融资本价格的上升，也就是利率的上升，最近两三年信托产品的出现使得资金价格已经在明显上升了。由于金融创新管制放松，资本市场价格管制越来越松，资金将逐渐开始体现它的机会成本，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王庆博士主要从杠杆率、债务水平、利率等方面分析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特征：公共和私人部门杠杆率停止上升或有所下降，非金融部门整体负债水平上升和负债支出下降。从利息支出占GDP的水平和利息支出占整个债务规模的比例来看，发达国家利整个系统负债水平在上升，但是负债单位成本在下降，使得负债成本下降。
欧美日财政融资需求大，如果市场利率上升将会使这些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迅速明显恶化。所以危机后发达国家最重要特征表现为：一是负债率很高，尤其是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更高；二是无法承受利率上升可能带来负担，否则会会再度开始一轮危机的过程。由于利率不能上升，利率实际上就不会上升。未来欧美国家利率将长期走低，因为无法承受高利率。
面对上述结构变化，中国将不得不依赖金融创新来提高金融中介质量，然后提高投资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甚至维持一定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利率水平较高从而形成挑战。政策上使央行上调利率空间变小，否则的话会形成进一步的资本流入压力以及汇率上升升值压力，这将不得不依赖于进一步的资本账户管制来解决。境内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金融成本上升，尤其是中长期利率上升，同时由于外部环境这样一个约束，又抑制了中央银行调整利率，尤其上调利率的空间。于是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会陡峭化，带来很多投资交易机会，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不能直接通过这个判断投资，但是这个变化对判断市场变化甚至个人投资都有帮助。如果短期利率持续偏低，长期利率走高，一般情况下应当做空短期负债做多长期负债，也就是借短贷长。但在实际中如果靠贷款买房，实际上是做空长期做多短期。这似乎不太说得通。另外，短期利率偏低对股市也有帮助。如果出现短期利率持续偏低，长期利率走高趋势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长期存在，从交易本身而言似乎炒股比买房更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