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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如何防止改革碎片化

    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媒体舆论中关于恢复“体改委”、践行“顶层设计”的呼声不绝于耳,相关专家学者或回忆总结“体改委”经验,或着力探讨当前环境下可行的新的“体改委”的框架。《财经国家周刊》为此专访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建立超越部门利益的决策机构

  《财经国家周刊》:深化改革是朝野共识,但如何改革却争论不断。有观点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各种智囊研究机构,比如各个部委旗下的、体制外的民间研究机构,因为自身固有的利益取向,着重于局部和短期利益,忽视全局和长期利益,对此您怎么看?

  俞可平:在利益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各个利益群体必然要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也必须尽可能地反映社会各个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会的利益之争和政治博弈通常体现为各个智库间不同的政策倡议。每个利益群体都希望政府政策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但既得利益群体由于占据社会的主要资源,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通常是最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决策要不被既得利益群体绑架,决策者仅有“执政为民”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起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和机制,让不同的利益团体,特别是弱势群体,都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存在着的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政策咨询机制,大多都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偏好。这种利益偏好有时甚至不是故意的和自觉的,而是无意的和不自觉的。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公共政策是在“国家”和“人民”的名义下,寻求部门或群体利益的增长。决策者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目标,就要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决策咨询机制,并且依靠这个决策咨询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帕累托最优”,即所有相关者的利益均有所增加,避免多数人的利益受损。

  至于党政机关内部数量众多的各类“研究室”、“研究中心”,严格地说,还说不上是政策咨询机构,它们的主要职能是为各级领导起草文稿,是“写作班子”。改革各类党政部门的“研究室”,应当及早提上议事日程。这既是领导干部转变文风和作风的需要,更是建立现代政策咨询机制的需要。

  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研究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体制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在呼吁成立或者恢复类似“体改委”的机构,如“改革委”,您怎么看待这种诉求?“改革委”是否像部分专家所预期的那样,是践行“顶层设计”、避开各种既得利益阻力、推进改革的最优方案?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这种呼吁,它反映了人们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某种期待和担忧。改革要深化,在一些重点领域必须有所突破,就需要加强改革战略的研究。缺乏长远的和全局性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研究,是我国现行决策体制的致命弱点之一。

  同时,从国家层面看,公共决策存在着严重的碎片化现象,一些重大政策前后不统一,各个地区各个群体间不一致,一些政策甚至被部门利益和团体利益绑架。例如,最近披露的退休金高低相差50倍,就是公共政策碎片化的典型反映。其实,类似的政策碎片化在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低保等基本民生问题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要有效克服这些弊端,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之上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专门负责研究和协调改革发展中的重大政策问题,对国家改革发展战略进行“顶层设计”,确实有其客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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