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三个欧洲国家位列世界七大经济体行列。十年后，将只有两个国家。2030年，将只有德国还名列其中。而到2050年，欧洲将被剔除出这一名单。事实上，2050年时，美国将是七大经济体中唯一的西方代表。
这意味着什么呢？欧洲国家太小，不足以单枪匹马在21世纪的世界中竞争。就这么简单。据世界银行测算，203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0亿，其中大部分增加于亚洲中产阶级。地球的资源、商品、水和粮食压力将是巨大的，全球再平衡势所难免。而在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欧洲将发现统一是个优势。
事实上，除非欧洲能够向一体化迈进，否则它将在技术开发、就业创造、生产成本、人才和创造力等诸方面被新兴国家赶超。
欧盟仍是经济和社会制度保障更好的生活质量之所在。从这一方面看，对欧洲以一个声音在世界舞台上发声的需求是明确的——巴西前总统卢拉把欧盟称为“独一无二的国际遗产”——因为这样最能保证代表人道的价值。
这些价值部分体现于欧洲的发达福利国家中，它们是欧洲集体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欧洲人的重要骄傲。诚然，从经济平等性来看，美国最富州和最穷州的人均GDP差异只有2:1（不含哥伦比亚特区），而欧洲的这一比例是6.5:1。但是，从美国各州和欧盟各国的条件看，得到的图景将大不相同。
欧洲的平均基尼系数（0表示绝对平等，1表示绝对不平等）为0.30，美国为0.45。而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美国社会非常不平等（中国则更有过之）。欧洲则正好相反。其社会要平等得多，尽管贫富趋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这也是欧洲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欧洲为何具有如此国际吸引力。考虑以下思想实验（由哲学家罗尔斯在构建公平社会时提出的“无知之幕”变量）：在事先不知道你在两个社会所处位置的情况下，考察欧盟和美国的社会保护、公共教育和卫生保健水平和质量，你会愿意出生在哪个社会？
但是，如果欧洲想要维持其共同繁荣的制度，就必须保证经济增长来支持它。这意味着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以及同样重要的，捍卫欧洲在世界的地位。
在完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欧洲有了新的乐观理由：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不久前，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被（特别是美国保守派）按上了“欧洲硬化症”的名头。1979年石油危机后的十年是失业率飙升、财政瘫痪、西班牙和葡萄牙入盟谈判事实冻结的十年。欧洲经济陷入了停滞，而美国和日本在增长。
当时，欧洲共同市场还不是单一市场。接着，发生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性趋同（从密特朗的社会党到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到科勒的基督教民主党）。欧洲领导人以远见卓识认定，是欧洲各国的缺乏一体化导致欧洲没能像美国和日本那样出现强劲增长。
解决方案就是建立一个大得多的市场：单一市场。这方面努力的高峰是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该法案成为20世纪90年代增长强劲、失业减少的良性循环的基石。
如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终于提上了日程，这一关系将提振欧盟和美国的增长。2012年，美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约为2060亿欧元，而欧盟对美国出口将近3000亿欧元。3000万欧洲就业岗位（相当于劳动力总量的10%）依赖于对外贸易。数量是巨大的，这表明TTIP的影响或许堪与欧洲单一市场相比。
但实现TTIP的潜在影响力要求欧洲一体化工程的完成。这一过程漫长而缓慢，但却是维持欧洲作为国际行动者的意义、言必行行必果的唯一办法。事实上，欧洲进入这一过程已是第七个十年，这一过程也让欧洲享受到了世界最高的生活标准。
哈维尔?索拉纳是前西班牙外交部长、北约秘书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他目前是ESADE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主席，布鲁克林研究所杰出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