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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常理、常识与如何避免谬误

黄有光,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教授

笔者在此用的‘常理’是英文的common sense;找不到更好的中文词。很多人用‘常识’。笔者认为常理与常识不同。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这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一带人们的常识。但美国人甚至中国人未必知道。这不是常理。常理是能够辨别简单问题的是非与好坏的能力。常识是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的知识。常理也可以指事物本身的正常规律;这里指人们通常具有的认知能力。

真理与谬误是完全对立的;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不正确的。常识是真理的一部分;真理还包括比较复杂的,不能够算是属于常识的,然而是正确的东西,例如相对论。常理与常识是和谬误相当相反的。然而,很多情形,许多人认为是常理或常识的看法,却是谬误的。如何辨别正误呢?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们生来就有能够辨别是非的能力;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常理,因为这能够帮助人们生存。不过,就像有两米26的姚明,也有一米6的黄有光,人们具有的常理与其他天赋,也因人而异。给定天赋,还是能够通过学习、思考等方式来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阅读本文,或也有所帮助。

笔者今年初从澳大利亚的Monash大学退休后,到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工作。新加坡政府于一月底公布人口白皮书,预计人口会从现在的530万,增加到2030年的650-690万,引起各方热烈讨论。

关于人口问题,有一种很通常的看法。当人们遇到拥挤时,经常会想,如果这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如果这车厢内的乘客数目减少一半,那该多好!因而,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拥挤与污染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人们也会认为,这是用常理就可以推论出来的常识,肯定是正确的。是吗?

我们是否应该也想想,给定人均投资,如果人口与车辆的数目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多数会更加厉害。如果人口与乘客只有一半,就不能够有这么多地铁的线路,不能够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多数会下降!

笔者住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有时要乘179号公共汽车,将要到时车站看到连接错过两辆179,以为非等个十多二十分钟不可,但不到一分钟,第三辆179就来了。这是人多的好处呀!

另一个很通常的谬误是,人们认为外地移民进入本国(或本市),使本国的人均资源减少,因而减少人均收入,对本国人民不利。人们也可能认为这是显然正确的真理。是吗?

实际上,这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大体上外来移民并不能够无偿地占有属于本地人民或政府的资源。移民与人口的自然增加未必减少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减少也未必对原有人口不利。劳工的移入,可能会使同类劳工的工资下降,而对本地的这类劳工不利。然而,这使其他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与他类职工)有更多的劳工来配合,生产力会提高,收入会增加。可以论证,即使没有规模报酬递增,其他要素的收入增加的量,大于本地劳工工资减少的量,而使本地人的总收入增加。(详见笔者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

如果考虑到规模报酬递增与从分工而来的专业化的经济等因素,移民与人口的增加的利益更大。除了上述一书所论述的理论,我们也可以看看事实。同一个国家,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里人们的人均收入高,还是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的人均收入高?同一个地球,是人口密度很低的非洲,还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欧洲人均收入高?科技的飞跃与工业革命是发生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还是发生在人口密度很低的地区?美国如果没有大量的移民,如何能够称霸天下?

很多人认为是或接近于是常理或常识的真理,却可以很可信地论证为谬误;连著名经济学家甚至是经济学诺奖得主,都有明显的本科生一年级的经济学谬误(详见上述拙作),我们如何分辨正伪,以免受许多谬误的误导呢?

第一,尤其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不但要看到问题的直接作用,也要看到问题的间接影响。例如,有些人反对移民是因为他们只看到移民拿走了可以由本地人担任的职位。然而,通过资金的带入、对产品的需求、对其他生产要素的辅助等,移民也间接创造工作机会。不然,澳大利亚现在的失业率应该是百分之99,而不是百分之5.

第二,不但要看到问题的表象,也要看到问题的原因。例如,人们看到拥挤与污染,人多问题更严重。然而,拥挤与污染之所有过度,是因为其所造成的成本主要是外部的;一个人或工厂的污染,危害其他人,对本决策者影响很小,人们没有足够的动机或激励来设法减少污染。因此,应该对拥挤与污染等外部成本征收拥挤与污染税,税额根据外部成本的大小。

澳大利亚研究资源等问题的经济学家Harry Clarke 教授与笔者也论证过,即使考虑到移民与其他原因(生育)的人口增加会增加污染、拥挤等外部作用,只要对这些作用征收适度的污染或拥挤税,则原有人们也会从人口的增加而获益。

第三,不但要看到问题的短期效应,也要看到问题的长期效应。例如健康对快乐非常重要,大家应该都知道,但绝大多数人却没有用足够的时间、金钱与精力来保持与促进健康。很多人都说,知道运动很重要,就是没有时间。这是忽视长期效应的大错!如果你时间太多,可以不必运动;如果你时间不够,则非运动不可!如果你每天用约一小时的时间进行锻炼,则至少经过一两星期之后,你睡眠质量会比较好,可以少上床至少半小时,每天还精神比较好;工作质量比较高,工作时间可以减少至少半小时而提高产量;每天的休息时间也比较有精神,可以比较高度地享受人生乐趣。所以说,运动并没有用掉时间。中期内(持续运动几个星期后)就已经节省了时间;长期而言,你还可以多活至少十多年。运动让你赚取时间!因此,同意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更加必须运动。

第四,结合常理、理论分析与事实,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问题,避免太多的谬误,例如上述对非洲与欧洲人口密度与人均收入的比较。

第五,结合直观与精细思考。例如,多年前,当北大教授王建国博士还是我的博士生时,他做了数理分析,得出某外生变量对某内生变量的影响是负的。我从常理或直观上看,认为应该是正的,对他说,你可能漏掉一个负号,回去查查。几天后,他回来说,查过了,没有错。我说一定是错的,回去再查。第三次他回来说,查了很多次了,没有错。我又坚持说一定错。那次他大发脾气。(我后来说起这事,说他拍桌子。王建国否认有拍桌子,只承认发脾气,大声说话。)他说,“你又没有推导,这样硬硬说我错,那里可以这样打压我。我最多回湖南农村种田,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也不能受你这种无理欺负。”我大吃一惊,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激烈反应。我也完全没有打压他的意思,就对他说,“你不要太激动,不须要回湖南。错肯定有错,慢慢查。” 他见我口气温和,也就不再发脾气(凶拳不打笑脸)。第四次,他说终于查到漏掉一个负号,结论应该是反过来的。[我第一次书面谈及这事件时,没有说明王建国的名字。他读到后对我说,其实你可以说出我的名字。]

关于漏掉负号,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位诺奖得主,多年前未得奖时,在牛津大学主讲研讨会,说,“我证明过很多法西斯(极端右倾)定理,今天很高兴能够证明一个左倾定理。”结果John Flemming发现他漏掉一个负号,改正后,又是一个极端右倾定理。

关于王建国,为公平或平衡起见,应该指出,以我所知,他是唯一能挡我的杀手锏又令我对其诗词甘拜下风的人。我的所谓杀手锏其实并不可怕,只是几个本科生一二年级基本经济学的问题,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研究生不会回答,包括多数一流大学的一流研究生,所以才叫做杀手锏。但王建国能回答。我原来自以为诗词写得不错,但看了王建国的诗词,自知相去甚远,甘拜下下风。

第六,读读笔者上述有关谬误一书的论述,加上自己的思考,应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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