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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改善收入分配须尽快 解决“双轨制”遗留问题

林毅夫被誉为是国内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学者。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只要出现他的身影,总是引来各路媒体“围追堵截”。媒体关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试图了解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尽显疲态的背景下,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展望。昨天,在政协委员驻地,林毅夫接受了南方日报采访,介绍了他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及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观察与研究,向全国政协提交的“关于鼓励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向非洲转移的提案”,他同时呼吁,中国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
首先,必须尽快解决双轨制的遗留问题﹔其次,需要改变发展理念,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在低工资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寻找新的比较优势,推动技术创新,再次实现产业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困难,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而不是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但不能替代市场
2008年,离开北京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首位担此要职的人士。4年间,他足迹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地的多个发展中国家。去年6月卸任,林毅夫带回了一套全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这套理论颇具雄心,旨在建立替代第一代结构主义与第二代“华盛顿共识”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以帮助世界各国找到通往繁荣富强的“秘方”。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结构演变的过程。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要素禀赋在短期内是给定的,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要素禀赋。但是从长期看却可以变化,而这也正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机制。因此,好的政策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产业,创造积累,推动要素禀赋的变化,因势利导经济结构的提升。但是,当一个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相关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时,政府的促进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困难,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而不是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新结构经济学”在将市场作为基础性制度同时,强调政府作用。在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认为林毅夫为政府假设了过分强大、过分理想化的角色。
林毅夫对争议作出了响应,他认为中国经济有望保持较高增速,也是基于政府要发挥好作用这一前提:首先,必须尽快解决“双轨制”的遗留问题﹔其次,需要改变发展理念,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在低工资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寻找新的比较优势,推动技术创新,再次实现产业升级。
 
消费比重偏低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恶化
在两会期间,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出发,再次完整阐述他判断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有潜力维持8%的增长的依据。
他称,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和地区发展的差距都很大,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很多。交通、电力之外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环境、城市化方面的投资规模仍会保持,各种社会工程投资的空间也很广阔。其次,反周期财政运作还有很大余地。包括地方政府担保投融资平台在内的债务只有GDP的40%左右,在国际上仍属较低的水平。储蓄率高、外汇储备丰富,投资上不会出现受“资金与外汇双缺口”制约的现象。
此外,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中国还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增长。
他同时列出一系列维持8%的增长潜力的前提条件。即,启动内需要以投资为主。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要靠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因此,扩大内需要以投资为主体,经济增长才可持续。
增加消费需求的比重要以改善收入分配为主。他表示,当前中国消费比重偏低,原因在收入分配恶化,高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人群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改善收入分配要以深化市场改革为主,要消除双轨制改革中遗留的各种扭曲。譬如,中国的金融结构。目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既扭曲了资金价格,补贴了大企业和富人,也难于对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小微企业、小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压制了劳动力的需求和价格,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倾斜。
 
产业转移
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向非洲转移
我国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制造业需要向微笑曲线两端以及高附加价值产业升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其海内外销售渠道、技术、管理、资金优势,以直接投资的方式逐渐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外转移是我国产业升级,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南方日报:你提交全国政协的提案中有一份内容是“关于鼓励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向非洲转移”,走出去的主要结合点和着力点在哪?
林毅夫: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工资与其它要素成本上升,我国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制造业需要向微笑曲线两端以及高附加价值产业升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其海内外销售渠道、技术、管理、资金优势,以直接投资的方式逐渐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外转移是我国产业升级、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这个演变趋势将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像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产业升级给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给我国带来的融入国际经济一样,推进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
许多非洲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非常重视。目前,有几个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加纳等的社会、经济态势和我国1980年初颇为相似,社会稳定,劳动力丰富、便宜,政府相对有效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制造环节转移正当其时。
南方日报:但事实上我国内地,如,中、西部也有承接产业的转移需要,那里有很多的人需要就业,为何要去非洲呢?
林毅夫:转移到内地,确实也需要,实际也在进行。但从长远看,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那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些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我估计至少会达到每个月1000美元,这个必然造成这些劳动力很密集的产业在沿海地区,它会失掉比较优势。
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生产环节,转移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以后,才有利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微笑曲线”的两端去转移、去升级。同时把生产环节转移出去以后也利于释放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去从事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这是我们打破中等收入陷阱必然需要的一个过程。
往非洲投资还有几个好处,就是地理优势,它跟欧洲等地交通运输的距离只有我们这边的交通距离的一半。并且,非洲国家普遍是低收入国家,所以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面,它没有配额的限制。比如说我们的纺织品、鞋业,这些产品要往欧洲、往美国出口的时候经常遇到配额限制,往非洲国家去生产就没有这些配额限制。
从我们国家整体成本来讲,首先它可以减少我们跟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可以缓解我们在外部所面临的各种压力,还可以争取到非洲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投资环境
东莞企业在埃塞设厂获赞“行善赚钱”
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存在填补了一个巨大空缺。西方把这里看作一个需要救助的国家。而中国人从中看到种种商机,把这里看成“行善赚钱”的一种途径。
南方日报:珠三角有企业把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转移去非洲,那边的投资环境如何?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林毅夫:我举个例子:2011年3月,我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时向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建议,学习中国政府招商引资的经验,到中国定向招募制鞋业到埃塞投资。2011年8月梅莱斯利用到深圳出席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机会,亲自举办行业定向招商活动,邀请中国企业到埃塞设厂。
2011年10月应邀访问埃塞的东莞一家制鞋厂华坚公司负责人张荣华当场决定投资,并立刻招收86名埃塞员工到东莞接受培训。2012年1月华坚在埃塞首都郊区的“东方工业园”设立了两条生产线,机器、设备、主要原材料从我国进口,聘用了当地600名工人,正式投产。2012年10月开始盈利,到年底成为埃塞最大出口企业,一年内使埃塞皮革制品出口倍增,2012年该厂占埃塞皮革制品出口的57%。华坚现已聘用1600名工人,每天为GUESS、COACH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几千双鞋。预计到今年年底聘用人数将达4000人。
华坚案例很快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和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法新社、美联社、CNN、BBC对“中国改变对非洲投资方式”给予正面报道。美国专家评论:“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存在填补了一个巨大空缺。西方把这里看作一个需要救助的国家。而中国人从中看到种种商机,把这里看成`行善赚钱'的一种途径。”《纽约时报》称,中国这种帮助埃塞发展经济的方式值得美国学习。
南方日报:如果东部沿海把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后,没有接到新的国际分工,是否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这个问题?
林毅夫:产业空心化这个问题,上世纪60年代日本也很操心﹔80年代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很操心,但如果不把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出去,像广东所讲的“腾笼换鸟”,那广东的经济就会停留在现在的经济水平,因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是有限的,广东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不把资源释放出来,那你要升级就会碰到土地的制约、劳动力的制约。如果现在把劳动力很密集的制造业环节转移出去,广东能做的,首先是把“微笑曲线”两端保留在国内,创造条件。比如,东莞华坚把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转移去了非洲的埃塞,华坚掌握了“微笑曲线”两端,即,在销售这方面它可以拿到国际的顶端,进入到国际市场﹔然后在设计、技术研发这方面,它留在国内。
 
环境保护
“管理不完善”加剧环境污染
关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我个人提议必须从问题的本质入手,去了解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结合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去研究对于我们真正有效的是什么,而不是制定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式。
南方日报:这些天雾霾等环保问题是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有人说发展和环保的矛盾不可调和,您的意见是?
林毅夫:我国现在还是一个上中等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粗放的发展模式,造成了环境污染,这就是制造业阶段。这是发展所造成的,也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的阶段。发展的问题只能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只有坚持走下去,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就少了,当然污染就会减少。
环境的问题,反映两方面发展阶段和管理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是以服务业为主。以服务业为主,能源就使用得少,污染就少。而制造业为主,自然污染就会多。
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是管理不完善。我们去考察过环境污染,比如电厂的烟囱冒着黑烟,我们快到了就关闭了。离开没几步,又开始冒黑烟了。这是很可笑的问题  到底为谁在搞环保?企业不愿执行,地方政府也不执行,那环境问题谁来管?
南方日报:如果说中国最近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红利,而这些制度红利如今日渐微弱,那么是不是应该推动新一轮改革,以形成新的制度红利?
林毅夫:在从计划经济以双轨制的方式,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进行了很多制度改革。只要这样的改革仍然在进行,改革红利就依然存在。
体制改革,相对形式而言,我更重视的是实质改革。从实质上看,政治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为政者给老百姓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有些国家在转型过程当中直接采用西方的某种形式,但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存在,甚至更严重。我们的体制改革要推进,但要从实质的角度来考虑。
关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我个人提议必须从问题的本质入手,去了解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结合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去研究对于我们真正有效的是什么,而不是制定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式。
 
世行四年
感受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们不是为了念那本经而念那本经,我们念那本经是为了帮助国家和社会发展。如果那本经不能帮助国家和社会发展,我们就应该抛弃,就应该从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了解国家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不成为任何理论的奴隶,实事求是。
南方日报:能谈谈你在世行四年有哪些感受吗?
林毅夫:在世行,我相当于重新读了一个大学。世行四年,让我有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的收获非常大。回来以后最大的感受确实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南方日报:此话怎讲?
林毅夫:我在几本书的前言中谈到,我作为知识分子,确实是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作自己的职责。因为我年轻时读书,看到自己国家衰落,看到国家衰落造成的民族不幸。我曾经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这本真经帮助西方实现了现代化,如果中国要实现富强,我应该努力把那本真经学会、带回来,按照这本真经来为国家改革发展、社会进步建言献策。
在世行我看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希望他们的国家、民族富强。我看到非洲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的追求也是一样的,都希望他们国家富强,希望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他们也总觉得学会了西方的真经才能促进国家的发展。
但是60年过去了,按照西方那套理论来做的,没有成功的例子。一些国家按照西方理论来做,结果社会更混乱,经济停滞,各种矛盾更多。
而成功的国家推行的那套政策,当时都被批判为错误的政策。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能够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的经济体不超过10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代人的努力过去了,能够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变成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这些成功的经济体,当时的政策都被认为是错误的。
南方日报:照这么说,西方的理论还有学习的必要吗?
林毅夫:在世行工作当中,更加深了我这样的认识  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本经。西方有理论,但理论不断在更换,比如宏观经济学最早是凯恩斯主义,后来就变成理性预期学派,后来又变成新古典综合派,目前当权的是新古典综合派。但是面对金融危机,这些新古典综合派的大师们也得不出解决的办法。既然它的理论不断在变,那就不能成为经,因为经是几千年不变的。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意思是,放在几百年后还能成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怎么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发达国家的理论具有参考价值,但绝对不能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
我们不是为了念那本经而念那本经,我们念那本经是为了帮助国家和社会发展。如果那本经不能帮助国家和社会发展,我们就应该抛弃,就应该从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了解国家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不成为任何理论的奴隶,实事求是。(龙金光 雷辉 邹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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