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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维亚诺·卡努托:货币战争与和平

    对于上个月在莫斯科举行的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所谓的“货币战争”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指责发达国家追求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但另一个关键问题——长期投资融资鲜有人提及,尽管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结束要求全球经济的长期资产和负债复苏。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推高了风险溢价,引发了金融市场恐慌,打击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并产生了信贷动荡危险。为了避免资产大甩卖——这会导致无序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崩溃,引发新的“大萧条”甚至欧元区解体——发达国家央行开始买入风险资产、增加面向金融机构的贷款,从而扩张了货币供给。

  崩溃的担忧已经远去,但这些政策仍然继续维持着,决策者声称经济复苏仍然脆弱,没有其他同等效力的政策杠杆——如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能够迅速取代货币政策。

  但发达国家多年的极端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导致巨大的流动性溢出,高收益发展中国家货币出现了过度的升值压力。发展中国家发现难以阻止巨量资本流入或者减轻其影响——这是拜高通胀等经济约束或国内政治所赐--于是2010年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提出的“货币战争”比喻得到了热烈响应。

  此外,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所创造出来的流动性中,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家庭和创造大部分新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相反,受危机影响的全球金融机构利用其支持去杠杆化和重建资本的过程,而大公司则囤积了大量的现金储备并以有利条件实现债务再融资。结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依然萎靡逼真,对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长期生产性资产的投资融资严重受限。

  有人认为宏观金融尾部风险的消除、全球经济复苏的逐渐强劲以及资产价格的走高最终将说服现金持有者增加其在发达国家的新企业的投资。但如此乐观未必站得住脚。事实上,在最新的G20会议中,世界银行发布了《长期增长和发展投资融资综合报告》(UmbrellaReportonLong-TermInvestmentFinancingforGrowthandDevelopment)。这份基于来自众多国际组织的分析的报告强调了几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首先,银行最近对长期投资融资的削减可能会持续。毕竟许多主导这类投资--比如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发达国家银行(特别是欧洲银行)仍在经历深刻的去杠杆化和重建资本缓冲过程。目前,其他银行仍无法填补这一空缺。

  此外,国际一致的监管改革——大部分还未实施——的作用将是增加银行资本要求,同时降低这给资产负债表带来的期限转换风险的规模。由此产生的“新常态”可能包括长期银行贷款更稀缺、更昂贵。

  世界银行还指出,银行紧缩的一个后果是长期负债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商和主权财富基金--可能会被号召承担更大的长期资产融资作用。但是,为了促进这一改变,必须开发合适的融资工具;必须有投资和风险管理的专业技能;必须改善监管框架;还需要有充分的数据和投资基准。这些投资者必须专注于银行通常忽视的中小企业。

  最后,新兴经济体的本币债券市场——以及更一般地,本国资本市场--必须进一步利用,以延长金融流的期限。本币政府债券市场在危机期间表现相当出色,而本币公司债券市场作为长期融资工具也表现得更加稳健。这表明旨在降低发行成本、改善披露要求、强化债权人权利框架以及解决其他抑制因素的国内改革可以带来高回报。

  决不能让对非常规货币政策和“货币战争”的不安继续主宰全球政策讨论,特别是在G20领导人作出不会参与货币贬值竞赛的承诺的情况下。全球领导人应该致力于将非常规政策手段所产生的流动性最大化并将之用于支持长期生产性资产的投资上。这一方法是将全球经济复苏引向可持续之路的唯一方法。

  奥塔维亚诺·卡努托(OtavianoCanuto)是世界银行负责减贫和经济管理的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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