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宏调工具宽泛化

    中国宏观调控工具不仅远超通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类型和内容，也是通常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难以观察到的现象
    一天早上浏览，一篇题名“张五常：我反对中国全盘西化”的文章使我颇感诧异。反对全盘西化我并无异议，让我感叹的是张教授愿意撰文呼吁抵制全盘西化。
　　记得30年前读书求学时，老先生对中国经济很多高论，被当作自由化和西化的典型观点受到批评。
　　直觉告诉我，张教授或许不至于非得用“反对全盘西化”立论，可能是编辑朋友“标题党”手法。
　　果然，打开链接内文标题是“张五常最新演讲：今后十年中国要怎样改革”。文中赞赏中国目前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批评从国外抄来的制度危害中国经济。这也是老先生一贯看法。到当日中午时分，该博文标题已改为“中国不能乱抄西方制度”。
　　依个人浅见，探讨中国发展可能发生的偏差，最不用过分担心的就是全盘西化。30余年改革开放从未出现过有广泛政治和社会影响的全盘西化主张和力量。中国决策层上世纪80年代就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八大重申“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中国面临的真实问题，更多是现代与传统、特色与惯例、国情因素与普适因素，在边际上哪个多一些哪个少一些的问题。
　　宏调工具选择宽泛化的特色现象，是上述判断的一个佐证。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通常采用较有普遍共性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中国情况不同，最近十年发展出极为独特的宏调体系和工具组合。对这套宏调手法需细致评估，然而，无论对错得失都与全盘西化风马牛不相及。
　　宏调宽泛化是指宏调工具和手段五花八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对十年宏调政策演变过程与具体内容进行梳理可见，最近十年实际在宏观调控背景和语境下运用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可能不下30种。这不仅远超通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类型和内容，也是通常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难以观察到的现象。
　　几十种宏调手段大体可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总量参数型工具”。包括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财政税收、支出、赤字规模调节等财政政策工具；法定汇率调控等等。这类宏观政策工具主要针对总需求发挥调节作用，与市场经济环境下行为主体非歧视原则及公平竞争机制兼容度较高。
　　第二类是“准入数量型工具”。在汇率、利率等基本价格变量难以达到均衡前提下，数量手段对管控货币信贷扩张具有重要作用。凭借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独特土地制度，城市建设用地供地数量有时也被作为宏调手段加以利用，以至于坊间把中国特色“地根”调节与常规“银根”调节相提并论。有关部门在产能过剩概念命题下对特定行业投资进行准入限制，也被用作重要宏调手段。
　　第三类“产业调控型工具”，主要指针对农产品和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采取的调控措施，这类措施有的跟第二类信贷数量管制存在某种交叉性，但其主要调控切入点是针对流通领域或需求面因素，直接影响和调控价格意图在政策设计中具有更大权重。例如2007年一度对生猪生产供给实施密集调控措施。2009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针对房地产出台了四轮一道比一道更趋严紧的调控举措。
　　这些举措表面看似产业政策，其实相当程度是针对通胀背景下物价上涨的宏调措施。
　　第四类“行政干预型工具”，即直接诉诸国家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如2008年初国家发改委负责人直接发布价格管制令，一定程度上具有短期冻结物价含义。
　　针对2004年经济增长偏热和显著通胀的形势，有关部门一段时期暂停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以求强行抑制投资驱动的经济扩张势头，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行政干预型”宏调手段。
　　过去十年最具震动效果的行政性宏调手段，应是2004年4月底国务院直接查处江苏铁本钢铁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人民日报》随后发表题为“坚决维护经济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社论，凸显这个不同寻常查处举措背后的宏调政策含义。
　　这四类宏调政策工具中，第一类工具比较符合市场经济一般原理。虽然这类总量工具利用也有不少特色创意和做法，总体看与一般教科书模型结论以及国际通常经验比较一致。后面三类宏调手段或有超常属性，或是独创做法，与中国转型体制环境具有内在深刻联系。
　　如何认识评价宏调手段多样化与宽泛化特点，且待后续评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