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和懋：断掉“干预之手”下一步就要“设计市场”

2013年3月18日，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来到中国。这对于中国经济学界而言，自然是一件大事。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巫和懋，就博弈论与经济学、罗斯的“市场设计”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诺奖看重罗斯的社会贡献
时代周报： 您被誉为“博弈理论”的台湾第一人，在您看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是怎样的？它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呢？
巫和懋：博弈论改写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现在没有经济学家不读博弈论的，也没有经济学学生不学博弈论的。产业组织、国际贸易，这些都会涉及博弈论，而且博弈论处于核心地位。博弈论主要研究人和人的互动。人和人互动构成经济体系，人和人的互动都会牵涉到博弈的角色，我们看到的很多市场现象都可以用博弈论来解决，所以它跟经济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产业组织里面公司跟公司的竞争，出什么产品，如何去定价，以及市场的定位等等，这些统统是博弈研究的范围。对于企业来说是这样，对政府而言也是这样的。政府要监管市场，会订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出来以后，企业就会在法条限制的范围内思考自己的对策，这就变成企业跟政府的博弈。所以博弈的影响蛮大的，只要有互动的环节，就有博弈的应用。
时代周报：有观点认为博弈论太具理性，假设前提太完美而忽视了现实社会本身，因此得到的是假设解。对此，您是怎么看呢？
巫和懋：博弈论也在修正之中，不断地发展。现在新出有行为博弈，行为博弈是跟行为理论相结合，不是假设说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而是说人不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并用博弈论的架构来分析。这里的前提假设是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但这也在慢慢修正之中，会更贴近现实社会的状态。博弈理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理想化，涉及的参数比较少，结论就比较好推出，再慢慢用到市场上，渐渐就会把更多的因素纳入考量，比如说个人不是完全的理性，信息不是完全的透明，这些都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纳入博弈论框架里面的。尽管不是完全符合现实社会，但是已经慢慢在往这个方向走了。所以我们不能在现实的时点上评断说它的结果离现实社会太远。博弈论其实给出了很多很清楚的帮助。就像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他就真的拿他通过博弈论得到的结果，去做器官交换的配对，而且成功了。其他很多配对的情况，也得到相当好的适用的结果。这就是说，市场上不能完全了解和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博弈论，经过一些推导，经过一些思考，提出一些适当的解决方法，让它确实可以运行。我们从很多实践的例子可以看到博弈论的应用相当成功。
时代周报：您能简单评介一下沙普利和罗斯的研究工作吗？诺奖颁给他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巫和懋：诺奖给沙普利，主要是表彰他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沙普利年纪比较大，已经90岁了，多年来他在经济理论的各个层面都做出了贡献，诺奖特别强调的他理论上的一个贡献就是配对理论。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配对：器官的移植配对，学生选学校，实习医生选医院—医生有他的需求，医院有它的需求，怎么把这些需求配到一起，让双方都觉得满意。沙普利就是找到一种方法：去分析怎么样可以找到最好的配对。这是理论层面上的贡献。但该到哪儿去做呢？这就是罗斯的工作了—到市场上去面对真正的需要，真正的问题，真正的使用。罗斯的工作确实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为很多地方所采用。不同的医院系统，不同的学校选学生，都采用了罗斯的做法。这可以看到罗斯的工作有相当的实用性：让人类的知识、资源的配置得到优化，进一步的发展。因为知识上的贡献，对资源配置的优化，所以诺贝尔奖会颁给他们。他俩实际上是两代人，沙普利做的是理论，罗斯做的是实验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就是要贴近真实世界，不能够说完全假设，必须要了解个人的行为，贴近个人的行为，所以它是有用的。博弈论最后要为社会所用，所以诺贝尔奖给了他们。
时代周报：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3位博弈论学者以来，19年来共有6次诺奖与博弈论有关。这是否预示着经济学的未来—更多的量化模型，更精确的计算？
巫和懋：数学到经济学，中间有非常大的差距。我原来念数学的，可是数学要真正转化成经济学，就要对社会的资源配置真正发生作用，而不单单是抽象的。像刚刚讲到的沙普利，他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贡献，但诺奖并没有特别的强调，只是强调他在资源配置的实际应用上的贡献。这样来讲，如果你作为数学家还完全停留在数学层面的话，拿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也不大。数学必须转为经济学所用，真正是为了在优化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作用，这样数学家才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不是所有的数学家都可以拿经济学的诺贝尔奖。有一些是成功的，乔治?阿克尔洛夫或者是约翰?纳什，其他的人呢，其实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就是关心经济学的问题，比如资源配置、宏观经济政策，这些能增进我们整个的社会福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拿诺贝尔奖。
 
“市场设计”让民间发挥作用
时代周报：这样看来，罗斯的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借鉴意义？
巫和懋：这个问题比较大，我只能简单地讲讲。罗斯很清楚地把问题界定出来，比如器官交换的问题，学生跟学校配对的问题，他把问题非常清楚地定义出来，然后用各种方法试着解决，既有实证的资料，又有理论的指导。理论是他采用的是博弈论，然后将理论用于实践来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他整体的研究态度值得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来借鉴—要能够厘清问题，研究要贴近事实，可是也不能忘了理论的指导，给具体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他做的这个领域叫“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这是他主要的贡献。原来的市场运行并不好，然后他找到一个运行的方法，让市场也就是民间的力量去发挥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学者可以借鉴的第二个层面。
就像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所说：政府干预经济太多，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把政府不该干预之手断掉。断掉以后怎么办呢？断掉以后就是要设计市场，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市场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可以设计的，让市场的参与者，就是需求面、供给面都能够得到公平的照顾，让市场发挥真正的作用。我觉得对中国经济学者而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这个关头怎么样去设计目前新出现的市场。这就是罗斯对中国经济学者未来研究所提供的借鉴。
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在经济转型的关头。经济总量的增速不会以这么高的速度维持下去是经济法则的必然。过去有很多空间，比如说人口红利等等，这些都在慢慢消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各个国家都一样，当经济总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增速都会缓慢下来，但缓慢下来并不是坏事，实际上是让我们调整结构。中国的经济学者，目前关心的是怎么调整结构。调整结构，就像李克强总理讲的一句话：就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这是蛮重要的。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关心制度变化，关心怎样发展市场的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让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起更重要的作用，能够把市场跟政府的界限厘清，哪些应该让政府管，哪些应该由市场来运作，这是两个目前中国经济学者可以研究的重要问题。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如何实现城镇化、如何促进产业竞争、怎样减少垄断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中国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全世界也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很重要，不管是学术上面还是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上面，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对中国的学者而言，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克服经济发展的瓶颈找到前进的方向，如何成为好的研究者，都必须要掌握现实的情况，同时也不要忘了理论的指导，关注自己的焦点，把问题厘清，然后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一个个问题明确解决之后呢，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发展策略。现在国家的发展策略在方向上都是很正确的，像“十二五”规划、十八大，都讲到了经济转型，可是需要落实。像我们刚刚讲的，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怎么划清界限，城镇化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可以就各个问题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把大方向落实到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利用理论跟实际资料一步一步往前研究，同时形成政策。这对中国经济学者而言是非常丰富的金矿，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挖掘。
 
新一届领导班子任上，转型可期
时代周报：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成员很多有经济学背景。是否可预期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会更理性，对经济发展的成本代价考虑会更多—如环境、资源等，而不再只片面追求高速的GDP增长？
巫和懋：对，应该是这样。你可以看到，不仅是新一届政府班子里有很多经济学专业背景的人士，同样在政策方面，比如说讲到环境，讲到资源，“十二五”规划里都有新的政策出来，就是要转型。同时政府也强调以后不是要那么高的增长速度，拟定的是7.5%，这跟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政策的方向已经出来了，重视经济转型，不做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要考虑资源环境，这已经在政策上看到了；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有更多的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人士，这都是很好的。当然困难跟挑战也是很大的，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转型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转型前面遭遇到困难，中国步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同时也可以说是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过去有很多国家到了中等收入时，走不出去了，陷在那里的，我们现在可以说也处于中等收入的位置，所以面临的挑战非常大。目前，我们看到有利的是政策方向是正确的，领导阶层也有更多经济学专业背景的人士，这些都是对的。可是挑战也是非常的严峻，不是简单就可以解决的。这就需要更多投入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投入更多的资源，培养更多的人才。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者，需要长远的眼光，大家来一起思考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