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大国经济成长所需的开放宏调体制架构意义重大。其要点不在具体的宏调政策调整，而在宏调模式与宏调机制的转轨。
因为，如何判断特定时点的宏观形势，如何采用宏观政策调节总需求，这类宏调政策运用属于短期性和技术性问题。哪些部门采用什么方式宏调，宏调是否恪守市场经济合理边界，是否足够尊重市场主体基本权利，这些则关乎市场经济基本规则，属于长期性和体制性问题。
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包含对宏调之手加以规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宏调改革是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环节之一。由于多样化宏调往往与一些既得利益纠缠一起，加快改进完善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的宏调架构，也是政府部门切实转变职能的重要切入点。
宏调改革出不了“破立”二字。
破是做减法。30年宏调探索，特别是近十年开放大国的宏调实践显示，改革需做四道减法题。
一是在认知和概念上做减法。宏观经济变量指内涵外延大体能覆盖国民经济的整体变量，宏观调节则相应指通过调节宏观变量达到宏观大体均衡状态的干预举措。科学和严谨地界定宏观和宏调范围，减掉原本不属于宏观和宏调内涵的因素和对象，是宏调改革的认识前提之一。
二是要在宏调主体方面做减法。在科学界定宏观与宏调界限的基础上，一些部门职能定位需“去宏调化”，改变宏调“九龙治水”的格局。随着环保宏调、土地宏调、农业宏调类似的概念逐步淡出，宏调职能向少数宏观管理部门收拢，有助于更有效地发挥宏调政策功能，并提升对宏调政策成效的可问责性。
三是减少用行政手段搞宏调。这一点上下早有共识，政府采用这类手段时也表现出克制。但仍时有发生，如半年暂停建设用地供应，直接查大案推宏调，行政限价，对房地产市场超常管制，等等。通过改革建立更有效调节宏观波动的体制，进一步减少行政宏调发生几率，对市场经济长治久安运行都有积极意义。
四是在“产业政策宏调化”上做减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升，早先必要的产业政策或许也应瘦身。另一层意思是实施产业政策需与宏调适当区隔。产业政策应界限清晰、相对稳定，宏调则因时而异、相机抉择，二者混合利用会派生更多任意干预与微观调控。产业政策独立于宏调政策，有助于提升产业政策的规则性与透明度，促进宏调体系建设和提升效率，助推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与避免过多的微观干预。
做好加法更关键。只有建成新体制，才能改好旧体制。加法不到位，减法难落地。
一是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在增加汇率杠杆的调节功能上做加法。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的运行经验显示，在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的背景下，本币实际汇率依据巴拉萨效应面临趋势性升值压力。如名义汇率调节不够灵活，实际升值规律就会经由各种传导机制通过国内通胀“顽强地”释放出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2004年提出“汇率是纲”，确有认识穿透力。汇改已取得不少进展，下一步需深化改革，制度性限制货币当局汇市干预，使汇率机制基本完成向市场化方向转轨。
二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更好地发挥利率的杠杆调节作用上做加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很多成就，然而目前存贷款利率仍维持2004年引入的“上下限”管制，超稳定利差与银行准入垄断相结合，形成金融体制转型的一道难关。新时期银行应对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升，货币市场基础建设也有长足进步。需排除既得利益干扰，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更好发挥利率价格调节功能创造体制条件。
三是应调整现行央行体制，在提升其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上做加法。借鉴国际比较经验，特别考察和总结对十年宏调实践的经验，适当扩大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利大于弊。这方面改革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等局部利益的过多影响，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增强其可问责性。
四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扩充财政宏调功能上做加法。改革时期我国财政宏调功能从无到有初步发展，不过受体制转型进程制约这方面功能发挥仍较为有限。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将减少政府财政直接投资比重，推进结构性税制调整。加快建成大国公共财政体制，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制度建设，同时也有望提升财政总量“自动嵌入”与“相机抉择”两重宏调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