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决策依然面临挑战。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充裕，其外溢效应引发关注；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货币战”之忧更是严重困扰市场。量化宽松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内面临资本流入、货币升值和资产价格泡沫，更值得忧虑的是未来宽松政策退出之际可能带来泡沫破裂的重大危机。
在中国国内，宏观政策一方面需维持经济回稳之后的继续稳固，一方面也应开始注重防风险，消化过去几年投放的大量货币，缓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短期应对之余，市场更期待尽快开启着眼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性障碍。
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应对国内外的种种变数、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就此，财新《中国改革》专访了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
担忧新兴市场危机
最大的担心是所有发达国家都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而且实施时间比较长，最后会成为下一轮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起点
财新记者：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和引导日元贬值的态度，在2月中旬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引发热议。目前看来，日本央行的做法是否可能引发“货币战”？
黄益平：总体看，发生“货币战”的可能性不太大。起码从发达国家内部之间看，发生“货币战”的可能性不大。发达国家都在纷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从G7和G20的声明看，他们对日本的经济政策还是表示理解，因为日本多年来采取了很多措施，都没有效果。
直接压力比较大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韩国、台湾、东南亚国家。这些经济体跟日本的直接竞争关系较多，对日本量化宽松的影响的担忧也更多。但是，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声明一定程度上没有充分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声音。
财新记者：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益平：最近，从日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钱其实已经显著增加。我最大的担心，不一定是在短期内导致各国竞争性贬值，而是所有发达国家都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而且实施时间比较长，最后是否会成为下一轮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起点。
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第一步，是大量资本流入，推动货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升、经济繁荣，直到有一天发达国家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可以收尾了，就会出现资金回流、利率上升、资产泡沫破裂，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外部账户状况不太好的国家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财新记者：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如何应对以避免危机？
黄益平：我认为应该考虑三方面，一是货币政策中性到偏紧，有人认为升值压力增加，一个对抗办法是多发货币，可能短期内有效果，但对国内经济产生冲击，资产泡沫可能会更大。当然，现在也很难收紧，因为中国经济刚刚开始稳定。
二是汇率相对灵活一些，一直顶着不升值，说不定会进一步鼓励资本流入。
三是也不排除可以考虑采取一些短期加强资本管制的措施。因为目前是面对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大进大出的时候，这可能是今后两三年的大环境。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慢或停止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而是在措施选择上需要更有针对性，对过去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要有足够的重视。
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导致危机的原因，一是短期资本流动太快，二是有些机构、个人甚至国家过度举债。至于直接投资和长期信贷，应该风险较小。
大规模刺激无必要
新政府上台后财政政策转向宽松的现象有，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投资项目，但我估计这次规模不会特别大
财新记者：巴克莱2012年末就提出,中国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向中性转变，但是，从2010年起，中国货币政策的官方表述一直是“稳健”，通过什么信号判断政策基调的转变？
黄益平：判断的信号主要是两个。第一是我们相信经济可能真的已经见底了，继续放松的要求就已经没有了；第二个很重要的判断是，现在很多决策者对于接受相对比较低一点的增长是有意愿的，而且在过去一年多来，财政部、央行、银监会的政策，在宽松方面实际上是相对比较节制的。其实，很多官员也担心如果进一步刺激，可能对经济影响没那么大，却把房价给抬上来了。
财新记者：地方政府期待3月的全国“两会”后出台新的刺激政策，你认为是否有可能和必要？
黄益平：回顾过去30年，我们发现，新政府上台后财政政策转向宽松的现象有，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投资项目，但我估计这次规模不会特别大。我们一直在讨论转变增长模式，从过去一年看，决策层比较冷静，大规模的刺激可能性就非常低，但是，会有一些新措施。地方政府或投资者都在等待新政府上台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觉得他们会很失望。如果真的推出，我会很失望。
经济结构调整到今天，经济增长速幅从原来的10%降到去年三季度的7.4%，目前来看当然有压力，但过去一直最担心的两个事情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和通货紧缩。如果这两个现象出现，意味着经济减速是周期性的，政府需要刺激把增速抬起来，而这一次，相对来说就业市场比较稳定，通胀又疲软，但现在稳定，这就意味着现在增长潜力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离增长潜力太远。我认为，在这个水平上适当稳定下来，对未来发展是最好的。
财新记者：从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看，今年增长主要的动力来自哪些方面？
黄益平：短期来看，经济增长要稳定，或者要扭转不断减速的势头，还是需要靠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当然可以刺激消费和出口，但是，要直接产生影响，这些就比较缓慢。如果担心经济增长，想把增速稳定下来，投铁路、投电力、投水利，短期内效果就比较好。
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我们的调查发现，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已经开始回升。从官方数据看，2012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51.8%。所以，今后增长更多要靠消费。
但是投资也很重要，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经济增长，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处在转型阶段。过去是通过资源动员来支持制造业的生产，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就要靠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则靠投资和研发。
财新记者：你刚才谈到如果货币政策放松，另一个风险会把房地产价格抬高上去，关于房地产调控，2012年底国务院常务会提出制定稳定可预期的房地产政策体系，你觉得这种政策体系的关键是什么？
黄益平：我认为还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提出来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持反对意见，我也觉得这个方法不是特别好。因为它不是非常公平，而且很难精确化。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任凭房价大幅上升，也许酿成的风险会更大，作为一种次优选择，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更多的还是要运用经济手段。
财新记者：行政手段进退两难，退的话，房价可能马上会反弹，怎样把握限购限贷政策？
黄益平：没什么办法，就是来回摇摆。在新的政策引进来之前，政府需要避免两个极端。第一是不想再看到房价大幅上升，现在看来这是不能容忍的，第二也不能接受投资的大幅崩溃，因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到25%，如果一下子下滑，经济就垮了。这两者都不能接受，用的又是行政手段，怎么办？我估计就是来来回回地震荡，价格上升了，就捏紧一点，投资下跌过度了，就放宽一点。
财新记者：融资渠道方面，2012年的明显变化是，社会融资总量中的非银行融资比例上升，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企业债，一是信托。目前，社会融资总量结构的变化，多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变化？
黄益平：我的看法是喜忧交加。非信贷的社会融资总量开始上升，2012年三季度已经超过新增贷款的规模，结构性变化是很明显的，好处是市场对金融抑制政策提出很大挑战，不管央行是不是有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政策，市场已经不愿意接受对利率的管制和对信贷的管制。有人称之为“变相的利率市场化”，这其实是市场对金融抑制政策的反应。我认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如果资金成本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这对资金配置效率是有改善的。
风险在于，没有很好的监管框架。这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由于没有好的监管框架，买的人不知道买的是什么产品，卖的人也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资金从银行脱媒出来后，潜在风险比较大。所以，需要建立监管体系，这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有很多资金是变相地对地方政府项目的支持。债券和信托产品的背后都是地方政府信用，实际上一定意义上是“4万亿”的变种，归根到底是中央政府的信用。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财新记者：2012年,企业债增长很快，但发债的节奏、规模需通过核准这个环节，这其实带有较浓的行政控制的色彩，很大程度上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这是不是也有潜在的风险？
黄益平：这个风险确实非常大。它实际上就是向宏观政策的延伸，但是对于这个延伸，政府并不是能够完全控制的。
迫在眉睫的就是需要建立“谁借钱谁负责”的机制。现在发行城投债和卖信托产品，似乎在以地方政府的信用作担保，但是，我们根本没看到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投资者有信心买这些产品是看总体的政府，权责利之间是不对称的。
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第一，是取消过去的扭曲；第二，我们需要建立和一般的新型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第三，是改变政府的干预方式。过去是资源动员，以后要更多地支持教育、科研、产业升级
财新记者：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你觉得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黄益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改革永恒的主题。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很成功，有些人认为应归功于市场化。这自然没错，不过，我认为还有两条也很重要：一是要素价格扭曲，短期内推动增长，但结构失衡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另一个是政府有节制的干预，政府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干预，但是目标比较清楚，就是利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来支持生产和投资，所以结果比较好。
十八大以后，新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怎么办。过去的这两个办法已经不行了。金融价格的扭曲已经难以持续，劳动力价格已经在上升，能源价格也要调整。从政府干预来说，过去靠生产和投资就能支持增长，以后要靠创新和升级，但是，创新和升级更多是要分散地做，而不是中央找几个国企来做。
所以，现在要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
财新记者：如何重新定位两者关系？
黄益平：具体来说，需要从三方面需要着手。第一是取消过去的扭曲，过去30年很成功，但我们其实只是走了一个“半市场经济”，现在，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了，就是把过去的一些干预取消掉。
第二，我们需要建立和一般的新型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刺激政策不只是财政政策，需要和市场相配套的“谁借钱谁负责”的机制；货币政策也需要改革，今后，货币政策应该更加专业化。过去是靠政府稳住经济，以后是要市场稳住经济，政府所做的是调控市场。
最后是改变政府的干预方式。过去是资源动员，以后要更多地支持教育、科研、产业升级，做法要和过去有很大变化。
财新记者：迫切需要推进哪些着眼于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
黄益平：首先，是城镇化的问题。农民工的问题很突出，其核心是公平，比如户口、基础设施、社会福利，都是迫在眉睫的，不解决很可能造成社会问题。
其次，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在经济上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少，但是它们所占用的资源并没有明显减少。这个问题不解决，一方面会拖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关乎社会公正的问题。
最后，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像刚才我所提到的信托产品、影子银行等，极端地说，如果再不改革，金融脱媒就会脱得很彻底，也许哪天醒来后会发现银行里没有钱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把钱放在负利率的银行里。这种影响非常大，牵扯到下一步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csEglPu2lTkqob54PgvkPnNsC4E64doeZS0ZKAXeJMrl16OkNr本文转自财新网(http://www.caixin.com) LwHPCmGFdgb7zQVc4joqvLkqY3gpwEyO5M6zwyYWJmv6xk4cTe详文：http://special.caixin.com/2013-04-27/10052167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