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近，人们对世界各国资产负债表的关注一直都较少。对这些数据的测算和报告都被忽略了。而即使是在各国负债状况受到外界普遍关注的今天，其资产状况依旧鲜有人问津。
从前各国都拥有大量的工业资产。但这种“占据经济制高点”的模式由于其表现严重不佳而遭到了摈弃，尤其当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受到保护时（这已经成为常态），效率会降低。但更重要的是，缺少企业的进入或退出——这才是创新的关键组成部分——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其损失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
这种模式的缺点导致很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进行私有化。在欧洲，私有化被看作是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步骤。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理念是国家不可能成为工业资产的无私持有者。借助相关法律法规、政府采购以及隐性津贴，政府会偏帮它们自己名下的资产。
当然，国有制并不是惟一阻碍效率与活力的因素。一些国家（从日本到意大利）的相关规定造就了一批无需参与竞争的部门，这对生产力来说是一种损害。这种模式在占整体经济规模2/3的非贸易部门尤其明显，国外竞争法则在这些领域是受到明令禁止的。即使笔者所在的意大利米兰，拥有国外背景的国内竞争者都有改善其表现的空间。
更多地关注公共负债很重要——公共负债不仅包括不断积累的主权债务，也包括那些在社会保险项目上数目更为庞大的非债务负债。有缺陷的增长模式、不断延长的寿命与超出预计的成本增加（比如美国的医疗）一起导致了长期债务的爆发式增长。
债务和其它应付款项的制肘之下，政府面对严重的负面冲击时维持需求的余地也大大缩小，并因此降低了它们为私人部门进行结构性调整争取时间的能力。就目前而言，投资转向可持续发展和就业的模式已经被排挤出局。通过增税使消费转向投资是有可能的，但在政治上很成问题，因为责任由谁分担的问题往往最终会导致僵局与不作为。
与此同时，国家资产负债平衡表的资产一面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隐性的，比如国有土地、矿权和基础设施。有些国家有主权财富基金。很多国家都有规模庞大的公共养老基金，并由多元化投资组合构成。这些资产，某种意义上说，都已经名花有主了——它们会以应付款项的形式支付给应得的人，而随着在预期中资产风险调整收益的下跌这些支付责任还有所增加；但它们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公共负债的资金来源并且也是实现经济复苏的一项要素。
相比之下，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面非常巨大：土地、外汇储蓄高达3.5万亿美元并且拥有国企85%的股份——这相当于全国总产出的40%。这种资产负债结构已经帮助中国顺利应对金融冲击并维持巨额公共投资。而这些资产的负债一面将会随着社会保险覆盖的增长而扩张——但由于害怕低估即将产生的负债，这种扩张的步伐将会相对缓慢。
最好的情况是——金融资产不会急剧下挫而导致经济衰退加速，有缺陷的增长模型不会突然崩溃，或是与人口结构转换或医疗技术相关的负债不会急剧上升——这样仅仅集中精力控制负债就说得通。然而这种美梦式的设想会给我们这个从不完美的世界带来差劲的政策。
事实上，国家也通常被要求处理各种市场失灵或市场局限性：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和监管上的短视；与技术进步及全球化相关的分配问题；国民收入（向少数成员）的加速集中；与科技和全球经济的冲击和长期趋势相关的重要结构性转型。
而困境就在于：拥有大量资产的政府拥有灵活性和行动力，但它们同时也会因资产处置失当对市场和经济活力造成破坏。中国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一面非常巨大，通过私有化来对其进行收缩的策略已经被摈弃了，至少目前来说是如此。而失去经济复原能力的代价可能会极为巨大。
这就提出了对公共资产进行有效管理的挑战——这种管理应该促进而不是妨碍市场效率和创新。
在此那种可能会被称为养老金或主权财富基金的模式——拥有和管理一个多样化资产组合的某个公共实体成为了一个具备特定责任和管制能力的金融投资者——似乎是一条明智的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面总体维持不变，而对资产的管理——尤其是所持资产的多样化——可以被认为是谨慎以及事实上的私有化。
对发达国家来说，通过构建公共资产来提升复原能力和灵活性应该是长期的优先选择。因为周期性涌现的系统风险影响着整个经济和公共金融——不仅是金融市场，而政府应当有能力在快速结构性变革的时期做出应对。
实际上，这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一旦做出了与社会保险所需水平相关的集体选择，其暗含的支付责任就应当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与此相对的拙劣选择则是由几代人来分担责任。
其二，跟个人、家庭和公司一样，政府也需要未雨绸缪。这在那些急速变化、波动大并且系统不稳定只能被部分预测的时期——正如眼前这段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
迈克尔•斯宾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