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治好经济增长集体乏力症，我们需要增加用药的品种和剂量。延长英国央行(BoE)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是个受欢迎的做法：该计划持续时间比之前更久，增加了一些额外激励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向资金紧张的中小型企业放贷，涵盖范围扩大、纳入了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信贷来源。在一些极不乐观的欧元区经济数据（包括“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显示出德国经济并不像足球俱乐部拜仁慕尼黑(Bayern Munich)那样有活力）公布以后，投资者越来越觉得，欧洲央行(ECB)会出手相救、购买股票，笼罩在市场上方的乌云即将消散。
无疑问，各国央行提供的药物能够提振市场。但这些药物也能提振经济吗？当然，这是公共政策方面最大的疑问。在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答案是斩钉截铁的“没错”。当时，面对迅速瓦解的信心以及流动性严重短缺，各央行介入，以防危机演变成第二次“大萧条”。如今，答案就不是那么明确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药物无效。而是因为，这些药物更像止痛剂，而不是抗生素。止痛剂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感觉好过点了，但就经济方面的药效而言，说它令人失望已经是口下留情了。即便是在经济表现比其他大多数地方都好的美国，复苏速度也远未达到历史平均水平。
这并不是在批评各国央行的行动。出台“融资换贷款计划”，总好过毫不作为。欧洲央行降低利率之举，无疑是受欢迎的。日本央行(BoJ)的举措已经令市场情绪焕然一新。然而，如果经济复苏无法持续，就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各央行会推高资产价格，令金融希望与经济现实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背离。
这种背离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与非传统政策对分配的影响有关。总体来讲，所有形式的量化宽松都会降低长期利率，通过所谓的资产组合渠道推高风险资产的价值，引发资本外流，并由此拉低汇率。那些碰巧拥有较多金融资产的人，日子会很好过。而完全依赖工资收入的人（因此容易因汇率下跌对进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以及通胀而受到冲击）处境就不那么妙了。如果第一组人群比第二组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事实很可能如此），那么风险就是，总需求增幅不会达到理想水平。
平心而论，如果第二组人群碰巧有大笔住房抵押贷款，而且利率尚未触底，他们最初可能会过得不错。然而，一旦利率接近零，收益曲线大体呈水平状态，最初的好处就会消失，正如英国的情况一样。
因此，金融资产价值上升，更多地表明了央行制造金融泡沫的能力，而非成功推动经济健康复苏的可能性。当然，如果在泡沫出现之外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经济崩溃，那么，或许冒这样的风险是值得的。遗憾的是，正如金融危机的爆发所示，泡沫的出现往往是经济崩溃的序曲。然而，即便经济崩溃的情况没有出现，金融市场对央行官员（有时还包括对他们发号司令的政界头领）的依赖加深，可能导致自身更严重的动荡与混乱。如今，事后揣测各央行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比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情况更加重要。这正是如今各类金融工具（从黄金到日元）价格如此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这种状况正常吗？恐怕不。
在所有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某些时候，央行或许想断掉各经济体的止痛药。然而，如果各经济体普遍服食止痛剂成瘾，停药可能并非易事。政府本身或许也抵制这样的举措：由于债务高筑，政府不会愿意看到借款成本持续上升。更重要的是，如果风险资产的升值，源于不加区分地开出货币政策的药方，一下子断掉这些止痛药，可能只会在金融领域造成“戒断反应”。由于谁也不想看到这种结果，不管我们的经济状况是否改变，止痛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供应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