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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培:金融风险爆发的前景

一方面中国当下的金融风险因素正在积聚,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又可能消解危机,未来的前景取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再平衡。

近期,各界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与担忧可谓空前。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各路专家不仅担忧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死灰复燃,更是将焦点转向中国影子银行和政府债务的安全性。此前野村证券就直接指出,中国已经具备与欧美日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相似特征。虽说“唱空中国”是国际投行的“别有有心”和“惯用伎俩”,但这次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金融系统的确出现不祥之兆:虽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位于1%以下的安全区域,但不良贷款余额却普遍以两位数甚至三位数(如平安、浦发等)的速度增长,增速令人咋舌;更让各界不安的则是影子银行这个重磅炸弹,其规模被普遍预估为20万亿~30万亿元,相当于GDP的半壁江山和银行贷款的三分之一。鉴于影子银行“庞氏骗局”的色彩较浓,银监会也坐不住了,开始发文件整顿,国内银行股也接连遭遇重挫。由此,中国式金融风险是否会集中爆发,就颇值得细细深究。

这些年来,各种“唱空中国”的危机论调竟然都没兑现,这本身就耐人寻味。亚洲金融[0.00%]危机后的国企危机转化为银行不良贷款,学界断言“中国的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此后国企改制、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和银行上市融资的改革红利却将中国银行[-0.69% 资金 研报]业推向全球巅峰;近十年来陆续有专家唱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但刚性需求却支撑着房地产的火爆到如今都未熄灭;两三年前地方政府债务浮出水面,郎咸平随即预言“中国债务危机正式爆发,政府要破产”,却不料地方政府债务借道影子银行得以喘息。虽然各路专家的预判既有经典经济学逻辑的推导,又有历史经验和现实数据的实证,却每每对危机看走眼。因为危机本身就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是动态发展与自我调整的过程,以孤立静态的分析框架和“以过去照亮现在”的思路来预测未来,自然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毕竟“上帝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而且历史也不会简单地重复,正如不能以过去“看空中国”的论调都落空了,就据此断定未来也不会发生一样。

可见,要预判金融风险的未来前景,还需基于全息全维的动态考量才能探知一二。不可否认,当下的中国金融正进入各种危机因素的堆积期。一则,市场经济有着金融危机的内在宿命。金融从货币中介走向自循环,本身就蕴藏了从膨胀到危机平仓的内在逻辑。当金融理财的体量较小、题材概念有现实红利的支撑,以钱生钱的游戏尚有腾挪的空间,而一旦金融过度膨胀、概念被过度透支,则击鼓传花的游戏就会演变为多米诺骨牌的坍塌效应,美国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透支了次级债的繁荣。当下中国的金融大混业浪潮也是缘于金融内在膨胀的逻辑,而一旦理财产品过度膨胀,并透支各种概念,也难逃金融危机的宿命。二则,实体经济去产能将埋下金融地雷。近期,无锡尚德的破产让不少银行的贷款打水漂,而这不过是实体经济去产能转化为金融地雷的冰山一角。过去,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都经历了从产能大扩张到产能大过剩后的工业去产能,未来商业地产的过剩也将助推去产能化浪潮,由此金融系统的坏账和烂账也将水涨船高。三则,政府过度的债务风险隐患正在积聚。在宏调思维的主导下,政府救经济却让自身背上沉重的债务压力,光铁道债就高达2.6万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更是将近12万亿,“拿什么来还债”成为明天的重要命题。四则,信息化与全球化放大金融的黑天鹅效应。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资本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分散性和隐蔽性,从而颠覆了政府传统的金融管控模式,一旦黑天鹅事件爆发,便迅速大范围传播。中国追随西方金融路线的同时,金融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增加。

虽说危机因素正在积聚,但对冲危机的因素也同样存在,“中国特色”可能消解金融危机。

一、强大的行政力量可以给危机补窟窿。虽然“大政府”导致低效率和潜在危机,但同时也是堵截危机的力量所在。相对于西方,中国式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强有力的行政监管与宏观调控、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都是为危机补窟窿的潜在弹药,就连擅长做空的索罗斯都盛赞中国的金融管制,表示“很放心”。

二、改革空间释放危机缓冲的空间。一旦危机露出苗头,将倒逼市场化改革提速,从而释放制度红利,如温州的高利贷危机倒逼民间金融改革的试水,这种以改革来缓和危机的“特色”在西方却难以寻觅。

三、战略纵深提供危机缓冲的余地。中国曾依靠从沿海到内地的战略纵深推动产业转移,而如今的人民币国际化又增添了从国内到国际的战略纵深,金融承受外部冲击的同时,也开辟了向外转嫁危机的渠道。

四、新经济与金融的嫁接化解危机隐患。事实上,中国正在成为新经济的弄潮儿,2012年中国授予的专利同比增长25%,创新的威力可见一斑。一旦新经济与金融得以结合,虚拟货币沉淀到实体经济中,也就解决了“钱到哪里去”的苦恼,化解货币自循环的危机隐患。

显然,金融风险爆发的前景如何取决于上述正反两大力量的较量。这两种力量都是长期存在且自我强化的,因此,不可能出现一方完胜另一方的状况,而只会是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格局。中国式金融风险的前景也就呈现为“整体横盘,局部危机,消化与转化并存”的基本态势,难以出现全面的危机。首先,有些领域的危机爆发不可避免。这往往是那些游离于行政管控之外的领域,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野蛮生长,并遭遇盛极必衰的疯狂洗牌,如民间金融的高利贷、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淘金贷、优易网、众贷网等P2P网贷最终都纷纷倒逼。其次,有些领域的危机以“市场平仓+政府兜底”收场。如光伏危机中,江西地方政府就以财政兜底(如垫付工资等),但怎奈窟窿太大,政府力量也是杯水车薪,还是敌不过市场平仓。影子银行量大面广,一旦引爆后果难以想象,政府同样不会坐视不管,但一些泡沫严重的理财产品还是难逃被蒸发的命运。最后,有些领域的危机以内部消化和外部转嫁的形式来化解。如铁道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领域,政府本身就是金融的参与者,无法容忍危机的爆发,将会走“行政力量+市场化运作”的路子,要么是靠财政注资、增加税费实现危机的内部消化,要么是搞债转股、资产剥离来转化危机,如从股市上圈钱来填补窟窿。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若危机的根子不除,日积月累之后,发达国家眼下的债务危机就将是中国未来的前车之鉴。

可见,无论金融的风险因素以何种形式收场,都离不开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之间的抉择与平衡。因为,中国现存的危机和未来的潜在危机,既有市场化过度的成分,又有市场化不足的成分,归根结底是没能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各自边界。由此,危机爆发与应对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失衡与再平衡——政府是选择行政干预来对冲市场力量,还是让市场化的危机来自行清理,还是以危机倒逼市场化改革,平衡政府与市场?按理说危机会倒逼市场化改革,但危机之后的温州金改试点对外以市场化示人,内部却依然是行政管控,金融领域的国民待遇还未开始兑现,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障碍犹存。由此可见,局部的危机很难对金融市场化有实质性松动,非市场化因素所累积的更大危机,才能真正推动未来的市场化改革到位。

(作者为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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