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某个年龄层的人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颗超级巨星，美国人感到诧异的是，她执政了11年的英国对她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和托尼·布莱尔一样，撒切尔一直是英国造产品--在出口市场远比国内受欢迎。
她身后的一切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她是对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有着先见之明，还是让英国孤立于大陆边缘之外？她是创造了新的经济动态，还是让英国陷入了苦涩的两极分化、不平等性加剧、凝聚力日薄西山？她是摧毁了既得利益并创造了真正的精英治国制度，还是巩固了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新精英地位，导致了日后的灾难性后果？
事实上，一个被放在了显微镜下的问题是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伦敦金融城的改革。1986年，撒切尔政府推行了日后俗称“大爆炸”的改革。从技术上讲，主要变化是结束了“单一资格”--即股票交易者只能作为委托人或代理人之一，而不能兼而任之。
1986年之前，存在代表客户利益的经纪人和做市的批发商，两者不能合而为一。这一制度在其他国家早已被弃，撒切尔的改革也打开了伦敦的大门，新的机构类型，特别是美国大投行开始涌入。
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午餐时间缩短了。在“大爆炸”之前，午餐时间始于午后的杜松子酒和小憩充电，终于三点钟的拿破仑白兰地，对股票经纪人来说，这是工作日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这一享受文化在积极又性急的美国人涌入后不久就寿终正寝，美国人恨不得边吃早饭边工作。
但也有人认为这有利也有弊。《绅士资本主义之死》（The Death of Gentlemanly Capitalism）的作者菲利普·奥格（Philip Augar）认为“金融城的好传统连同坏习惯一起被抛弃了，”撒切尔的改革“让我们仓促地奔向金融危机。”
这个观点的合理性如何？我们真的可以把今天乱象的根源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吗？铁娘子真是当下世界之不幸的始作俑者吗？
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否认这一点。（充分披露：20世纪80年代我是劳森的顾问。）他指出，改革有新监管作为补充。1986年金融服务法终结了纯粹的自我监管制度。当时，金融利益集团强烈反对它，认为这潜藏凶机，尽管它们无法猜想凶机最后能凶到什么程度。
也很难把信用爆炸和难以理解的有毒金融工具--2007-2008危机核心--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最危险的趋势--包括全球失衡的激增和经济的大面积金融化--2004年以后才开始危险的加速。
撒切尔本人并非信用的拥趸，她有句名言：“我不相信信用卡。”事实上，她支持严格的借贷观：“幸福的秘密在于量入为出，及时付清账单。”
但对于撒切尔主义和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联系。她的信条--“你不能抵抗市场”--的确形成了一种观念，导致政府和央行不愿质疑不可持续的市场趋势。
撒切尔还特别提到了固定汇率的危险，她显然不能被指为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她坚定地相信私人市场的扩张，从本能上怀疑政府干预。已故经济学家、欧洲央行行长夏欧帕（Tommaso Padoa-Schioppa）曾说，撒切尔“移走了分割市场和政府的界线，扩大了前者的地盘，缩小了后者的地盘。”夏欧帕认为这是美国和英国当局不愿在2007-2008年危机之前的正确时点出手干预的因素之一。
撒切尔决不是央行行长之友。她到最后都反对央行的独立，拒绝手下大臣关于让英格兰银行控制利率的建议。她担心独立央行会屈从其银行“客户”的利益，而不顾及整个经济的利益。
她特别反对她眼中的欧洲央行的过度独立性。在最后一次作为首相在议院发表的演讲中，她抨击欧洲央行是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机构，她将人们的吸引力吸引到集中货币政策的政治含义上，正确地预见了“民主赤字”的危险--如今，不仅塞浦路斯和葡萄牙，很多欧洲人都在担心这一点。
因此，在金融竞技场和其他领域，撒切尔身后留下的既有明珠，也有泥沙。对于金融市场的自我纠正功能，她和格林斯潘观点相似，而她对价格机制的诚实性的信念在今天已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坚定。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她可以视为延续至2007年的市场自大的促成者之一。
另一方面，很难想象撒切尔政府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如果撒切尔的愿望达成，欧元区会成为今天那样的骆驼--由委员会设计出来的马。
霍华德·戴维斯是前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英格兰银行副行长，伦敦经济学院董事，现为巴黎政治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