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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取消审批权须继续攻坚

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7.7%,低于市场预期,引发广泛忧虑。要实现“稳增长”,有两种选择:一是延续过去的投资驱动模式,鼓励上马大项目、大工程来刺激经济。这种方法短期效果来得快,但长期负作用和社会成本巨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四万亿”实现了在全球经济中的最快反弹,但却导致了此后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铁道部债务危机、通胀压力,投资驱动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在告别金融危机四年之后,中国经济依然没有真正走出危机:根据里昂证券的研究,截至今年一季度,除能源和金融之外的A股上市公司库存相当于营业收入1.4倍,创历史最高记录;应收账款为营业收入52%,为过去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大概是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倍。因此,李克强总理提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这是非常清醒的判断。

另一种选择,就是加快体制改革步伐,释放市场的创新活力,实现改革的红利。长期以来,过多的政府审批,不仅加大了交易成本,也束缚了企业的创新空间,甚至导致很多的扭曲性激励: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太阳能产业,也是各级政府过去几年扶持力度最大的领域。加快取消行政性审批,已经是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在总理履新后的首次记者会上承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此项改革的艰巨性,“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5月16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共取消和调整117项行政审批事项。单从数字上看,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数量是近六年最少的一次。在2007年、2010年和2012年的三份同类清单中,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数量分别是157、184和288项。而本次仅为91项。但值得肯定的是,此次改革针对发改委的削权力度却是历次最大:取消了14项国家发改委对企业投资的核准权,下放了该委员会12项核准权。而过去的三张清单,仅取消一项,下放二项。针对号称“小国务院”的发改委进行审批权改革,这表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虽有这场攻坚战已经有了好的开端,但我们对进展绝不能抱盲目乐观态度。笔者以为,要在“取消审批权”这项关键的改革战役中取得突破,应该把握几个关键点。

第一,关键不是取消的数量,而是质量(即“含金量”)。如果“三分之一”主要涉及的是边缘性的、次要的甚至过时的审批,那就失去了改革的本意,变成了表面文章。

第二,要防止官僚体系“耍花枪”。谁也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官员们出于本能会变相抵制审批权改革,例如把几项审批权合并、从一个层次下放到另一个层级、以“备案”之名行审批之实。一个最新的案例是:2013年3月25日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PE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发放贷款被认定为违规行为,要求限期整改。而此前证监会发布《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允许PE发行公募产品。
第三,发改委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当下,项目审批已经成为发改委的核心职能。毋庸讳言,项目审批是计划经济的遗留做法,是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此类审批不仅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导致资源错误配置,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被实名举报落马的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即为一个最新的注脚。许小年教授提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这样的论断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其实非常有道理。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看不见的手”,即让每个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主动性、创新能力。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兼容”的发改委,理应及早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反对解散发改委的人,可能会说国企体制改革不到位,存在体制性投资冲动,因此需要发改委进行项目把关。即便如此,发改委也理应取消对民企的项目审批,而将国企项目审批转移到国资委。当然,加快国企体制改革更为关键。

第四,取消IPO审批制,转向注册制。资金是企业的命脉,金融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发达的金融体系至关重要,这可以确保所有企业都能以合理的成本进行融资。但在我国,金融日益呈现特权化趋势,搞钱、融资成为企业家的关键职能甚至核心竞争力,这在证券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IPO审批制扭曲供求关系,一方面导致大量企业失去融资机会,另一方面那些获得融资机会的企业得以“范进中举”一夜暴富。企业家整天为融资急白了头,哪里有创新的心思和精力?绿大地、万福生科等一系列惊天大案表明,IPO审批制根本难以起到防范IPO造假作用。相反,围绕IPO审批链条的寻租和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为严重的腐败领域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审批权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环,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突破口,也必定遭遇官僚体系激烈的抵抗。但面对经济增长乏力而投资刺激又难以为继的局面,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惟有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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