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中国经济一个特殊的年份，说它特殊，就在于当时的小平南巡，而南巡之所以不寻常，就在于邓大人发出怒吼——谁不改革谁下台！老大们幡然醒悟，搞计划经济回头路线不靠谱，既然改革开放就得到底 不能回头，否则只能死路一条。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突出标志是十四大将市场经济列入党章中，关于这个，我惊奇的发现很少经济学者和分析师关注这个转折点，可以大家觉得说这个，有点替老大们歌功颂德的意思，歌德派嘛。但就事论事，有一说一，1992年的十四大修改党章，明确中国经济走市场化道路这一点，可以认为奠定中国经济近日傲啸全球的根本。我们说转轨，究竟怎么个转轨，转到哪里去？1992年的中国上下开始有个明确的方向感了。
1992年对于中国经济另一个涵义，是三年的经济紧缩时期结束了。上下对于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已经不耐烦了。所以新一轮信用扩张周期又开始了。我们从前面帖子论述过了：地方政府上项目、铺摊子，给银行批条子，搞基建投资刺激经济的路数，非常危险，因为国有经济体系下的资源配置，注定低效，一旦经济过热，突出特点就是通胀与煤电油气等基础产品的供应紧张，这反过来又引发中央的紧缩货币财政，结果经济又猛然下滑。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的就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周期轮回的剧烈波动现象。到1990年代，有一个经济强人出来，至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根源与基础，也改变周期波动激烈程度，这个人，就是朱镕基。
1992年开始的经济扩张周期，按八十年代的老路数走，很快在1993 年底就出现全面过热的苗头。朱镕基也搞宏观调控，他当时做了三件事情，从制度上保障了今后中国经济改革的轨迹与趋势，以及中央政府掌控经济力度与深度。这三件事分别是，中国银行法的出台；分税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1995年中国银行法，首先是明确了人民银行的央行地位，将其与工商农建四大商业银行分离出来，初步构建了现代银行业体系，自此，中国有了像样的央行和靠谱的银行。银行法还明确了另一项重大变革：中国财政部从此不能让中国人民银行包销国债——这是从制度上切断了中央财政滥发货币的根源，而这一点正是1980年代恶性通胀泛滥的关键所在。中央财政既然不能让央行包销国债，那么国用不足，何以为继？分税制改革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税务部门分国税与地税，大宗税源归中央财政所有，小额不稳定的税基归地方财政所有。财政弱枝强干的结果，就是中国政治上不可能出现分裂局面，地方政府不可能和中央叫板，中央财政也不会用印钞的方法解决财政问题，但麻烦是随后二十年的演变趋势是“财源上收，事权下放”，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收回地方外汇调剂中心的交易权利，归于一个中央外汇交易中心，将人民币挂在美元上面，而这最后一点，影响最为深远至今。
今天回顾朱镕基这三项改革，我们会发现，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趋势，就在当年朱镕基布局后的制度框架下运营。中国银行法出台后，地方政府对于信用系统的影响力日益衰微，因为银行系统的“条条”基本取代了过去“块块”，市长、市委书记的条子，在1990年代逐步不管用了，银行主管有自己的盈利压力与经营目标，不再是地方政府的现金出纳角色。这一点，我很惊讶中国经济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时会忽视掉。分税制改革彻底让地方政府丧失了亲自出马上项目的本钱，因为自己烧钱越多，被中央财政收走的钱就越多，同时自己能掌握的资金也越来越少，可以乱花的钱也越来越少，给国企的补贴也越来越少。事实上，分税制改革是1990年代国企改革的发动机，这一点，又被很多经济学家忽视掉了。1990年代十五大开始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何以要抓大放小？这问题其实问得不对，应该是“为何只能是抓大放小？”，因为中小国企，基本都是地方政府下属，谁家孩子自己抱回去，地方中小国企经营不善，自然得有地方政府补贴，可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领导打牙祭的钱都没没法报销了，哪来闲钱去补贴中小国企？所以中小国企不改革不行，不放不行。而中央财政此时实力雄厚，外加一些乱七八糟的行业管制政策方便出台，因为“保大”是可以的。今日央企资本横行天下，地方民企异军突起的经济格局，其实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的。
1994年朱镕基调控经济异常成功，几乎是立杆见效，到1996年，通胀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已经变成通缩了，而之后朱镕基无论如何减息，外加积极财政，其幅度和动静，不比2009年的温家宝政府搞的小，但屁事不顶。何也？因为当时美元是非常强，强到足以消灭中国政府任何刺激经济的影响。
这里，不得不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这影响之大，是怎么描述都不过分的。因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是价格，而价格的单位就是货币。货币一旦出事，价格信号就得扭曲，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就会出现大错。所谓大衰退、大萧条，无不根基于此。一旦朱镕基将人民币挂在美元上面，也就是固定汇率，那么中国其实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了，一切就唯美联储马首是瞻。而1994年克林顿入住白宫后，美国经济经历了互联网新技术革命这一波浪潮，当时的美联储老大格林斯潘与财政部长鲁宾，联手实现强势美元政策，也就是中性利率与减赤财政政策。1998年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到5%附近后，直接引爆了东亚经济危机。人民币是挂在美元上面，美元强，则人民币也强。它那边加息，你这边减息，人民币会立即从各种路数兑换成美元，溜出国门之外吃利差。你想搞资本管制。基本没用，因为市场会想到无数办法对付你。譬如在1996年代之后，有无数报道说巨资外流现象，或曰贪官移民资金，或曰外贸套利现象，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更古怪的是银行业，惜贷现象非常严重，其实说穿了不值一提，低息放贷资金，不如拆借资金各种方式流入境外套利。市场因此资金普遍不足，粮食收购机构普遍喜欢给农民“打白条”——拿政府财政粮食收购拨款在市场拆借打个滚吃吃利息都够了，做粮食生意有多少赚头？
不得已，朱镕基在1998年也启动积极财政项目，其规模也不过百亿千亿而已，据统计，1998-2002年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安排项目投资32800亿元，累计完成投资24600亿元。对比2009年的动辄四万亿，有点小巫见大巫，但同志们想想，那是1998年啊，金价也不过90元左右啊，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当的高啊，这规模，比起2008年规模来，是只大不小的。但还是没用，2001年之前，中国经济依然是通缩。各行各业无不在价格下行的预期下经营，赚钱难，难赚钱，是各方普遍感受的现象。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困窘不堪，也在各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和深度。事实上，1990年代，是中国改革力度最大的时代。但无论是改革力度多大，也无论你如何搞宽松货币与积极财政，中国经济总是有气无力行走于通缩通道。
因为那是强美元时代，这注定中国经济不可能进入信用扩张周期。好了，一旦美联储搞弱美元，向市场灌水呢？那么这故事就反着说了，这也是2001年之后的十数年来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以后我们慢慢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