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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金改七大突破口

当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价格扭曲和准入壁垒使中国金融体系的潜能还远远没有挖掘和释放出来。现有的金融体制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与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不相匹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进入到了啃硬骨头的深水区和攻坚期。

未来中国能否在世界金融体系大变革、大调整中把握主动权、增强话语权,能否使人民币在新一轮多种国际货币的激烈竞争中抢得先机、脱颖而出、逐步实现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金融体系能否以高效的制度安排打造核心竞争力。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是未来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进程中的关键一招。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抓住历史机遇,抓住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找准金融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从金融角度释放改革这一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红利,保障和推动中国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今后一个时期,应本着放眼国际、放宽准入、放开价格、放松管制、放手发展、严控风险的基本原则,从七个方面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一、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为突破口,建立与实体经济需求相适应、相匹配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服务体系。

应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基本方向,摈弃脱离实体经济要求、损害实体经济利益、片面追求金融自身发展的错误经营理念和做法,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利共赢关系。

大力推进银行业改革发展。稳步推进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试点,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不断扩大中国金融业的规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要创造条件打破金融领域的垄断,破除限制和阻碍中小金融机构设立的玻璃门、弹簧门。降低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业准入门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准入条件,破除国有金融机构参股作为设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先决条件,给予民间资本充分的自由度。

尽快制定相关资格审核办法,充实监管力量,实现民间资本独立发起设立金融机构便利化。鼓励民间资本以新设、并购和转制等多种方式,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完善与中小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多层次银行体系,加快发展地方性中小型民营银行和其他信贷服务机构,放开对中小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满足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及农村、落后地区的融资需求。

把以民间借贷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等非正规金融阳光化、合法化、规范化。因势利导,建立合理引导原本处于地下、监管之外的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变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各类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业务风险。

二、以加快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为突破口,建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资金价格形成机制。

利率市场化应稳步有序推进。从改革的路线图来讲,应首先稳定短期存款利率,逐步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其次逐步放宽长期大额存款利率上限,并防范市场化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风险;最终全部放开存贷款利率限制,争取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由银行根据资金供求状况自行确定存贷款利率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债券市场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利率结构、利率传导机制和优化利率市场化微观基础方面的积极作用。

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效防范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所可能带来的部分金融机构破产风险。应出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实行强制保险、限额赔付、差别费率,使存款保险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建立存款保险法律体系以及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确保存款保险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革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取消结售汇及其他外汇管制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根据经济形势和外汇市场发育状况,参考一揽子货币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进一步放宽汇率的浮动区间,增加汇率机制的弹性,引导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双向预期和双向波动,实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以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国际市场认知接受为突破口,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顺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趋势和潮流,抓住美欧日不断进行货币注水、实行量化宽松,美元、欧元、日元币值均遭受怀疑的良好时机,逐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信誉,不断增强中国金融对国际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加快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稳步扩大跨境人民币贸易和直接投资结算业务,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在自贸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重点区域和国家,力争更多地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既支持境内机构开展境外人民币贷款业务,也允许境外机构以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增加人民币回流渠道和规模,扩大和丰富人民币相关投资产品的品种。

推动外汇市场发展,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和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推动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率先使用,以区域化带动国际化。在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加快布局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拓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深度,建立以香港为总中心,其他金融中心为区域中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同时,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确保海内外市场有效连接。

加大人民币互换力度。继续与更多国家签订更大规模的货币互换协议。应优先扩大与周边经济体的互换规模,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推进人民币互换,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发达经济体,并逐渐从目前的紧急救援模式向日常交易模式转换。积极有序地推动人民币的资本输出和对外援助,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定价,支持有关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逐步跟主要国家货币进行直接交易和兑换。

筑牢金融防火墙,积极防范跨境资本双向流动风险。为应对美欧日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国际流动性泛滥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冲击和宏观调控的扰乱,应不断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和风险预警,加强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和监管协作,形成监管合力。既要防止热钱过度流入,也要做好应对大规模流出的预案,必要时可考虑对跨境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

四、以改革和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体系为突破口,建立高效、稳健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管理架构。

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应努力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保持金融平稳运行,防止信贷和货币政策大起大落、资金供求失衡和流动性变化无常冲击和影响实体经济。

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在货币操作层面的独立性。减少对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干预,货币政策取向可由国务院决定,但具体操作央行应有自主权。

货币政策调控应严格突出并遵循价格稳定目标。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逐步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探索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机制,发挥中央银行在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并激励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银行业应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证券业应强化行为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险业应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分类监管制度。

应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少金融创新监管的边界模糊领域和监管真空地带,防止金融风险的跨行业、跨市场传染。

构建多层次金融管理体制。针对客观上存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监管方面的权责失衡问题,应尽快匹配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责,将部分规模较小又贴近地方经济发展的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或对地方金融办给予适当的授权,强化地方政府监管权责。

五、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与创新为突破口,建立有利于推动资本形成、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坚定“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方向不动摇,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市场法律法规,平衡发挥好资本市场投融资、资产定价、风险管理、改善公司治理等各项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扩大企业债发行,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丰富交易品种,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市场效率和透明度,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拓宽居民财富保值增值渠道。

继续深化新股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逐步从核准制转向注册登记制,放松并最终取消发行审批制度,纠正过高定价和虚假包装行为。建立完善的信息持续披露制度,严惩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行为。通过法律规范上市公司制定持续、稳定的分红机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加强再融资监管,防止大股东以增发配股方式圈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吐故纳新,尽快形成高效严格的退市机制,驱赶害群之马,净化市场环境。持续推动资本市场开放,创造条件让外部资金有序进入,服务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需求,提升国际影响力。

大力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机构化投资者队伍,改革现行地方政府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的管理体制,使这部分资金有序按比例进入市场。吸引和推动境外养老金、慈善基金、主权基金等长期资金投资境内市场。

加快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和改革,解决债券市场分割问题,既要自上而下,注重顶层设计;也要自下而上,从推动产品和投资者互联互通出发,鼓励竞争、追求效率,逐步建立健全集中统一监管的债券市场,实现债券市场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目的。

丰富债券市场品种,试点发行市政债,继续推动非金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创新。建立健全风险转移和对冲机制,试点发展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六、以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为突破口,建立健全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的体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重视并及时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防范财政风险向银行系统性风险转化的可能。加强地方财政与债务约束,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完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多方位、全过程地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有效管理;拓展融资渠道,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规范、阳光地直接发债,尤其是市政债券,将隐性政府债务转变为显性政府债务。

疏堵结合治理中国式影子银行风险。在承认和鼓励中国式影子银行中合理创新成分的同时,必须创新金融监管机制,加强和改进对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和适度监管,着重解决其显著的期限错配与收益率错配问题。应进一步明确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全面掌握影子银行的风险状况;建立信息披露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以揭示和防范风险;尽快制定监管法规,明确监管主体,厘清监管责任,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建立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风险防火墙,加强对影子银行公司治理和严格风险内控。

继续严格防控房地产信贷风险。防止重点区域和房地产企业及商业地产信贷风险的积聚和暴露,尤其应着力防控城镇化建设热潮埋下和激化更多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隐患,加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地产信贷风险。

七、以化解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和有效利用的难题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

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外汇储备管理,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开拓外汇储备管理新思路和新方式,积极调整中国外汇使用方向,增加重要战略性能源资源储备,增加技术设备引进和国际人才培育。继续探索外汇储备多主体管理模式和多元化投资策略,引入竞争机制,拓展投资领域。

推动IMF加速改革,增加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逐步扩大中国话语权。支持IMF增资,支持SDR扩大作用并积极争取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此作为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加速改革的杠杆。支持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应急基金,推动金砖国家迈向实质性、常态化合作。

深化和增进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完善亚洲资本市场,扩大亚洲国家本币在区域内的使用,进一步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实际可操作性,建立覆盖更加广泛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

发起设立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机构。该机构应是一家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业务为主的商业化运作的长期信用银行,采取股份制形式,以商业化运作为主,秉承开放性原则,由中方派资深财金专家担任该机构最高负责人。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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