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自贸区的鲜明特色可能反映在金融、贸易、航运等五大领域的开放政策上，以及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一揽子创新中。由此达到自由贸易区内“人、钱、物”高效快捷流动的完美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贸区涉及金融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将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将涉及一些人民币离岸业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在自由贸易区内真正达到“境内关外”的效果。
国务院在此时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最主要的集中在以下2点：一是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发展模式，放弃过去单靠产业振兴计划等“政策红利”来扶持经济的做法，从而避免过度贷款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过度投资造成像光伏产业那样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通过今天放松管制、强化市场化机制改革的做法，向社会提供摆脱经济低迷所需要的“制度红利”。这种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去替代“看得见的手”的做法，就是表明政府今天想扭转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格局的坚强决心。
二是这次自由贸易区启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再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所产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开放效果，而是将以“要素自由流动、自由贸易”为主导的高层级的开放水平。所以，它对金融、税收和市场开放的程度都有更高的要求，完全可以和美国倡导的TPP框架的自由贸易内涵相媲美。如果自贸区的发展能够控制好时机、节奏和范围，那么，中国目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就会在未来自贸区中人才、资金、专利、信息等高端要素顺畅的流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当然，在今天发达国家超低利息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全球泛滥的流动性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莫大的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也会面临“过度监管”所造成的竞争力丧失的困境，以及“过度开放”所带来的虚假交易和投机资本猖獗、经济金融危机四伏的问题。这也是上海市政府今天低调启航“自贸区”的一大理由所在。
另一方面，虽然自贸区的发展有时会产生挤出其他区域经济规模的效应，但是，若能形成和自贸区外的经济活动形成稳定的互补结构，乃至与香港等人民币离岸市场产生共同繁荣的协同效应，那么，上海自贸区所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信息等高端要素的“扩散效应”，不仅会越来越明显，而且，这种成功发展的模式，会推动中国其他地区差异化的自贸区的形成和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为了避免上海自贸区成为当前金融投机资本冒险的乐园，并让金融服务能为高端“要素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支撑，我想围绕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提出五大全新的“自贸区”金融服务模式：
(1)引进和集聚海内外的金融高端人才和风险资本家，充分调动“自贸区”内低成本的产业资金，和设计出一套与国际接轨并具有税收优惠措施的制度体系，去扶持高科技人才的研究和创新以及相关专利转让的交易平台。让中国政府制定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在“自贸区”的平台上得以实现。
(2)建立自贸区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民间金融和海外资本之间的融合机制，从而塑造出一批像日韩“银企间”那样的、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的“供应链金融”：在它们国家，很多知名的大企业靠自己的品牌和规模冲在了全球市场的第一线，而靠品牌、专利形成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所需要的技术密集型的研发和相关零部件的制造，则外包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处在上游的国内中小企业。但今天这种“关系”完全可以延伸到自贸区中培育。于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也会兢兢业业，把自己擅长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强，再也不需要担心资金和市场——因为跨国企业会将自己低成本的资金去扶持供应链上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同时又靠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的扩张来确保合作伙伴稳定的订单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区内的得益者未来应该是得到金融扶持的中小企业，而不一定是靠保护、靠关系、拿政府订单的大企业！
(3)自贸区内也很容易形成像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服务贸易模式。
今年连续两次去德国考察和开会，发现德国的农村现代化和劳动力市场工资弹性化以及大量中小银行针对自己固定的中小企业客户群所开展的专业化和差异化服务，是确保德国制造业在残酷的国际竞争面前永葆青春的秘诀所在；他们的银行之间和企业之间没有出现破坏价格、争抢客户的恶性竞争，相反，靠走专业化道路的模式，银企之间却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信用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中小企业大多数不选择上市！而是和服务自己的银行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型金融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金融服务模式可能比美国模式更切合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今天自贸区的发展不仅拓宽了企业家们所关注的市场，而且还会形成自贸区内乃至与自贸区外银企之间宝贵的“专业化伙伴联盟”！
(4)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一体化优势，发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高净值人群和专业化金融人才”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财富金融”和“消费金融”良性互动的能量，在自贸区内资本账户项下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大力同步发展以跨境理财产品和消费天堂服务为形式的“要素贸易” 活动。这对中国内需市场的培养和金融体系的完善起到了一个“倒逼改革”的政策效果。
(5) 掌握自贸区内 “先行先试”等主动权，来推动中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合作战略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从而稳步打造国家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的“全球化金融”模式。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即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内外风险管理体系，更需要仰仗自贸区和离岸市场为我们打造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整体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自贸区和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到高水平后自然形成的里程碑式的“硕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要把握好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时机、节奏和方向，避免单纯靠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对外开放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要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日元国际化”和本世纪欧元的诞生和发展都因为存在制度缺陷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自贸区的鲜明特色可能反映在金融、贸易、航运等五大领域的开放政策上，以及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一揽子创新中。由此达到自由贸易区内“人、钱、物”高效快捷流动的完美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贸区涉及金融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将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将涉及一些人民币离岸业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简化手续，降低成本，在自由贸易区内真正达到“境内关外”的效果。
国务院在此时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最主要的集中在以下2点：一是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发展模式，放弃过去单靠产业振兴计划等“政策红利”来扶持经济的做法，从而避免过度贷款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过度投资造成像光伏产业那样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通过今天放松管制、强化市场化机制改革的做法，向社会提供摆脱经济低迷所需要的“制度红利”。这种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去替代“看得见的手”的做法，就是表明政府今天想扭转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格局的坚强决心。
二是这次自由贸易区启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再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所产生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开放效果，而是将以“要素自由流动、自由贸易”为主导的高层级的开放水平。所以，它对金融、税收和市场开放的程度都有更高的要求，完全可以和美国倡导的TPP框架的自由贸易内涵相媲美。如果自贸区的发展能够控制好时机、节奏和范围，那么，中国目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就会在未来自贸区中人才、资金、专利、信息等高端要素顺畅的流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当然，在今天发达国家超低利息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全球泛滥的流动性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莫大的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也会面临“过度监管”所造成的竞争力丧失的困境，以及“过度开放”所带来的虚假交易和投机资本猖獗、经济金融危机四伏的问题。这也是上海市政府今天低调启航“自贸区”的一大理由所在。
另一方面，虽然自贸区的发展有时会产生挤出其他区域经济规模的效应，但是，若能形成和自贸区外的经济活动形成稳定的互补结构，乃至与香港等人民币离岸市场产生共同繁荣的协同效应，那么，上海自贸区所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信息等高端要素的“扩散效应”，不仅会越来越明显，而且，这种成功发展的模式，会推动中国其他地区差异化的自贸区的形成和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为了避免上海自贸区成为当前金融投机资本冒险的乐园，并让金融服务能为高端“要素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支撑，我想围绕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提出五大全新的“自贸区”金融服务模式：
(1)引进和集聚海内外的金融高端人才和风险资本家，充分调动“自贸区”内低成本的产业资金，和设计出一套与国际接轨并具有税收优惠措施的制度体系，去扶持高科技人才的研究和创新以及相关专利转让的交易平台。让中国政府制定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在“自贸区”的平台上得以实现。
(2)建立自贸区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民间金融和海外资本之间的融合机制，从而塑造出一批像日韩“银企间”那样的、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的“供应链金融”：在它们国家，很多知名的大企业靠自己的品牌和规模冲在了全球市场的第一线，而靠品牌、专利形成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所需要的技术密集型的研发和相关零部件的制造，则外包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处在上游的国内中小企业。但今天这种“关系”完全可以延伸到自贸区中培育。于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也会兢兢业业，把自己擅长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强，再也不需要担心资金和市场——因为跨国企业会将自己低成本的资金去扶持供应链上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同时又靠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的扩张来确保合作伙伴稳定的订单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区内的得益者未来应该是得到金融扶持的中小企业，而不一定是靠保护、靠关系、拿政府订单的大企业！
(3)自贸区内也很容易形成像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服务贸易模式。
今年连续两次去德国考察和开会，发现德国的农村现代化和劳动力市场工资弹性化以及大量中小银行针对自己固定的中小企业客户群所开展的专业化和差异化服务，是确保德国制造业在残酷的国际竞争面前永葆青春的秘诀所在；他们的银行之间和企业之间没有出现破坏价格、争抢客户的恶性竞争，相反，靠走专业化道路的模式，银企之间却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信用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中小企业大多数不选择上市！而是和服务自己的银行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型金融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金融服务模式可能比美国模式更切合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今天自贸区的发展不仅拓宽了企业家们所关注的市场，而且还会形成自贸区内乃至与自贸区外银企之间宝贵的“专业化伙伴联盟”！
(4)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一体化优势，发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高净值人群和专业化金融人才”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财富金融”和“消费金融”良性互动的能量，在自贸区内资本账户项下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大力同步发展以跨境理财产品和消费天堂服务为形式的“要素贸易” 活动。这对中国内需市场的培养和金融体系的完善起到了一个“倒逼改革”的政策效果。
(5) 掌握自贸区内 “先行先试”等主动权，来推动中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合作战略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从而稳步打造国家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的“全球化金融”模式。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即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内外风险管理体系，更需要仰仗自贸区和离岸市场为我们打造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整体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自贸区和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到高水平后自然形成的里程碑式的“硕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要把握好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时机、节奏和方向，避免单纯靠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对外开放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要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日元国际化”和本世纪欧元的诞生和发展都因为存在制度缺陷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