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正在努力寻找一条走出衰退的经济道路。最近，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David Cameron)承诺将对“企业的敌人”展开攻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利用1月份的国情咨文演讲促进就业和提升竞争力。但这类新的增长努力往往会成为一场旧思想的斗争。要想实现突破，它就必须接纳大城市中心自然而然出现的创新。
相关数据有目共睹：美国约18%的产出来自该国三大都市区，而大伦敦(Greater London)地区的生产率比英国其它地区高出50%以上。科技和全球化让这些城市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两项因素提高了知识和创新的回报。
我们属于群居物种，我们从周围更聪明的人身上学到知识。长期以来，城市一直在加快这种思想流动。在18世纪的伯明翰，纺织业的创新者们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给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如今，年代较老、气候较冷的美国城市（例如波士顿和芝加哥）通过抓住金融、电脑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从去工业化进程中存活下来。
这些城市的复苏让增长理论家们更好地理解了“集聚”(agglomeration)经济学，也就是说理解了为何人们和企业在人口稠密地区比邻而居会提高生产率。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得产品、服务和思想得以自由流动，这也推动了合作和经济增长。合作创造了一切，从福特(Ford) T型车(Model T)到Facebook。
如果吸取了这些教训，增长政策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它将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抛在脑后。19世纪的城市是围绕交通运输发展起来的，但在20世纪，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却把人们从高生产率的城市推向别处。如今，新的大型投资（例如英国2号高铁(High Speed Two rail line)）的回报率正逐渐下滑——该项目造价数十亿，却只为节省几分钟车程。
繁荣城市真正需要的是楼宇。如果私人不出资新建住宅和写字楼，那么高企的楼宇需求会导致楼价过高、通勤里程过长，参与生机勃勃的城市经济的人过少。纽约设置了过多的土地使用限制；伦敦则更甚。这两个城市确实应当保护其建筑财富，但城市不是博物馆。伦敦尤其还应该减少楼宇高度限制。
人才也很重要，所以城市应当引进人才。城市地区为外来移民创造了机遇，而移民提供了人力资本，让城市变得高效而有乐趣。发达国家需要所有它们能够获得的人才，因此它们应解除对技术移民的限制。另一方面，支撑发达国家本国人才群的城市人力资本基础，正受到糟糕学校教育的妨碍。一些美国特许学校（例如Harlem’s Promise Academy）的强劲业绩表明，竞争（而非扩大支出）是提升业绩的最佳方式。
此外，有太多的税收政策对城市不利。例如，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调诱使人们尽可能多的借贷、押注于住房市场出现好转。但另一方面，补贴购房自住对租房形成歧视，妨碍了高密度居住，减缓了面向富人和穷人的新出租房供应。惩罚高生产率城市地区并鼓励较低生产率田园生活的税法，对于增长几乎毫无裨益。
这也是为何兴建“企业区”的计划几乎毫无道理可言（卡梅隆最近宣布要在英国新建10个企业区）。这些计划向被单列享有特权地位的落后地区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它们的确能够创造就业，但代价很高，而且我们很难找出诱使企业在生产率较低地区设址的理由。
我们的城市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们放大了人类最伟大的财富：我们从周围人身上学习知识的能力。未来几年，随着创新变得更为重要，这一财富也只会变得更为重要。我们的城市不需要恩惠，但它们理应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它们繁荣发展，我们的经济也会增长。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著有《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一书
译者/梁艳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