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个月，随着美国监管机构把《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广泛原则细化为数百条具体规定，未曾料到的负面后果将让它们头疼不已。这部法案的基本前提假定是，导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的市场行为大多属于过度行为（几乎无可争议），而其成因将通过覆盖广泛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得到轻松解决（令人质疑）。
即将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管束的金融体系，远比国会议员乃至大多数监管人士表面上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最终，监管领域几乎肯定会出现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其后果很难预料。这场结构调整的早期结果显示，前景不容乐观。
●该法案于2010年7月通过后不久，福特汽车信贷公司(Ford Motor Credit)取消了发售据称金额高达十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ABS)的计划。发售这批ABS必须有信用评级，而福特无法获得。该法案的一项条款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对自己有关风险的意见负有法律责任。为了确保这批ABS的发售，美国证交会(SEC)实际上暂停了发售ABS需有信用评级的要求。
●去年12月，美联储(Fed)根据该法案的要求，在一份初步调查报告中提议下调银行与零售交易相关的借记卡费用份额，结果导致许多银行声称，它们再也负担不起发行借记卡。
●更近一些，人们日益担心，如果不立刻得到该法案的豁免，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很大一部分将弃美国而去。（美国财政部正在考虑一项豁免，但一些银行业监管人士坚持认为，该法案应该原封不动地执行。）
●该法案有关自营交易的许多规定适用于全球的美国银行。而与之竞争的外国银行的美国分行，却可轻而易举地把自营交易挪到欧洲和亚洲的分行——如果时区因素很重要的话，也可挪到加拿大的分行。
●在抑制人们以为是由市场导致的过度行为方面，该法案最令人吃惊的败笔或许是，它对银行家丰厚（某些人认为是过于丰厚）薪酬待遇的立场。资深银行家技能水平上的微小差异，往往会转化为银行利润上巨大差异。因此，即使是为了抢到技能水平只略高一筹的银行家，银行之间也是拼得头破血流。资深银行家的运作方式就像基本独立的实体，“客户”更大程度上是银行家的客户，而不是银行的客户；当“明星”银行家跳到别的机构时，客户也会跟随之而去。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该法案能否奏效值得怀疑。
这些“冰山之一角”揭示出该法案一个更令人广泛关切的问题：它未能认识到近几十年来全球相互关联程度之深，而2008年的危机并没有显著改变这种相互关联。该法案带给我们的，可能是美国1971年实施注定会失败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以来，由监管引发的最严重的市场扭曲。
继续向前推行，就相当于委托监管者在监管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预测——大概还要预防——市场上所有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谁都没有这样的技能。我们曾误以为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储备，但当危机发生时，监管者依然是“手足无措”。例如，直到2006年夏，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还表示，“所有投保的金融机构中，99%以上都达到或超过了最高监管资本标准的要求”。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曾在2007年4月断定，全球经济风险在过去6个月中降低了。
问题在于，即便是对于最简单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内部运作方式，监管者，甚至是其他任何人，都只能是管中窥豹。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当今充满竞争的市场受到了国际形式的、极不透明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推动。除了极其罕有的例外（如2008年），全球“看不见的手”促成了相对稳定的汇率、利率、价格和工资水平。
在监管最严格的金融市场，这一整套相互间的影响也从来都是看不见的。正因为此，对同期金融市场行为的解读才会出现如此多种多样的“解释”，特别是与因果关系更明确的自然科学相比。
面对复杂的现代金融，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不是应该回到半个世纪以前更简单的银行业操作实践中去？我们若想保持当今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那也许是不可行的。在战后的年代，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似乎随着劳动分工、全球化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增加。衡量复杂性的一个指标——金融和保险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显著提高。以美国为例，1947年，这一比例为2.4%，2008年提高到7.4%，在严重收缩的2009年进一步提高到了7.9%。
金融业所占比重上升的现象在英国、荷兰、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很明显。就连中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2009年，金融业占GDP的比例从1981年的1.6%提升到了5.2%。解除监管，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显然是比例上升的部分原因，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
监管者面临的恼人问题在于，过去半个世纪金融业占GDP比例的上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还是纯属巧合。要推动监管方面的修补，我们或许就必须解决金融复杂程度与生活标准提升之间有待证实的关联。
作者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任美联储主席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