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里德斯·中国行---“论道·中国经济大家谈”新闻专访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中国行系列)
“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也非常的吃惊,我并没有料到看起来繁荣的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会出现这种灾难。”在和时代周报记者聊到金融危机的话题时,皮萨里德斯先生显得异常的朴实,没有任何类似事后诸葛亮式的语言。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 Pissarides)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学者,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却更喜欢沉浸于数学的世界里。他没有犀利的语言,也不追逐最热门的话题,位于伦敦南肯辛顿区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是他钻研学问的象牙塔,位于地中海到岛国塞浦路斯的小镇Argos,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
201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和他的两位同行—来自美国的戴尔·莫滕森(Dale Mortensen)和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以表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
今年5月,皮萨里德斯将应时代周报的邀请,前往中国,畅论中国经济。对于这位低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圈外的人一直所知甚少。时代周报在皮萨里德斯先生启程前对他进行了专访,希望能带给读者一个更加生动的他。
本报记者:张子宇
时代周报:是什么引领你走向经济学之路的?
皮萨里德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人意料之处。在我一开始走上职业岗位的时候,我从事的就是会计工作,所以后来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而且我觉得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用非常基础的学问,对社会,对你个人,都能带来直接的好处。
时代周报:在你的学生时代,你对什么学科最感兴趣呢?
皮萨里德斯:在高中的时候,我一直都最喜欢数学。其实我对物理也很感兴趣,但是最喜欢的还是数学。我后来到英国留学以后,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我发现因为我的数学基础,我在这个领域有了很大的空间,各种经济学理论都需要公式和模型的有力支持。正如你们在经济著作里看到的那样。
时代周报:作为经济学家,你认为什么知识对于经济学是最重要的?
皮萨里德斯:我认为作为研究型经济学,数学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数学可以产生预测方面的意义,我们可以用公式,可以建立模型来模拟下一步的可能和未来的走势。当然了,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谈及政治,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需要,这不完全由公式和模型决定。
时代周报:经济学的领域非常广泛,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
皮萨里德斯:这个方向和我们的社会结合得最为紧密,因为直接关系到大批普通人的生活,失业、就业、社会福利等等。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需要雇一些伙计。这些雇佣关系和其中的很多事情给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后来我发现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这些劳动力市场的很多内在规律和奥妙,我真的很兴奋。
时代周报:所以这在某种程度是一个童年回忆的产物吗?
皮萨里德斯:可以这么说吧。也是很多机缘巧合和自己兴趣的产物。
时代周报:关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将会成为你中国之行的主要题目,能不能现在和我们分享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呢?
皮萨里德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巨大的转变。庞大的农业人口在减少。中国劳动力市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其非常的灵活。因为我发现中国有大量的短期劳工(农民工)。他们从农村前往城市,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受到市场规律的指挥,往往收入、培训、福利等等变化可以让他们快速在不同的领域和行业流动。这个是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不太一样的地方。这种劳工群体和我们熟悉的过去的西方产业工人群体是不同的。也许这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时代周报:这是否和东欧特别是土耳其有类似的地方?
皮萨里德斯:有一点。土耳其是很典型的,我小的时候土耳其人口只有3000万,现在差不多8000万了。增长的人口给土耳其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使得这个国家获得了不同于我们在其他欧洲国家所看到的那样的变化和气氛。有些地方和中国类似。
时代周报:中国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是长期的劳动密集型主导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你是否关注过?
皮萨里德斯:坦白地说,不是很多。我觉得尊重劳工的很多基本权利这个已经是一个国际常识了,比如给予劳工合适的休息时间等等。但是在这些的基础上,下一步是一个劳工报酬的问题,也就是比例问题。给予多少比例的报酬才是合适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认为那种极端的主张高工资高报酬的做法并不恰当。特别在一些国家,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已经束缚了国家经济的增长。
时代周报:失业问题是目前困扰欧洲的一个大问题,你和学生常交流这个问题吗?伦敦政经这种名校的学生会不会也担心他们以后的工作?
皮萨里德斯:我讲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就业的,这自然是我和学生们间的话题。伦敦政经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人毕业了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对于本地学生来说,其实他们进大学的时候就有了职业规划,大家比较清楚以后要做什么。不过可能金融危机是他们最担心的,很多人都是抱着投身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念头来到这所大学。现在很多大银行都不雇人了,于是学生就要发愁自己最终要做一些自己当初没有想过做的事情了。
时代周报:那么欧洲失业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皮萨里德斯:金融危机造成了服务业的大面积萎缩,而制造业的需求又不强,在英国,产业已经转移到以金融服务业为主。比较单一的经济结构造成了难以在其他方面寻求一个点来制造大量的工作岗位。
时代周报:那是不是意味着英国过多地把产业转移到服务业是错误的。比如德国的就业情况比英国好,因为德国保留了更多的制造业?
皮萨里德斯:你不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中德国表现较好就否定一种经济模式,欧洲的经济模式已经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大而全的国家,在欧洲没有国家有包办一切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角色。德国强在制造业,但是许多德国的制造业需要英国的服务业。而且当石油价格高冲的时候,对制造业的打击会变得特别大。欧洲的经济模式,是为统一的欧盟市场服务的,你不能说现在英国失业率大了就立刻指责说早知道如此我们应该多发展些工业。这不解决根本问题。
时代周报:那你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塞浦路斯人了吗?
皮萨里德斯:看起来是的,这很让人困惑。曾经默默无闻,突然每个人都想认识你,因为你获得了诺贝尔奖。
时代周报: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Argos吗?
皮萨里德斯: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很美丽和原生态。不过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带着我们去了尼科西亚(塞浦路斯首都)。我们常回老家度假,那里有我们的度假屋,我爱那里的物产,爱那里的山,爱那里的蓝天。不过现在那里也发展了很多,开了许多酒店,因为来的游客多了。都是去那里郊游、徒步和登山的。
时代周报:你是希腊族人。你常读希腊古典哲学著作吗?看起来希腊除了哲学家,现在也有杰出的经济学家了。另外你研究过古典希腊著作里的经济学思想吗?比如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的著作。
皮萨里德斯:古典希腊著作我读了很多,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就是教科书内容的一部分。其实希腊除了有哲学家之外,还有很好的科学家,这个是我要提出的。不过很抱歉,我没有怎么具体读过古希腊的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我买过相关的书,但是还没有好好读过,那和现代经济学是很不同的。我看的主要还是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比如关于教育,关于对与错。不过古典经济学著作还是熟悉的,比如亚当·斯密。
时代周报:来自日本的森岛通夫(1923-2004,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曾数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教授指导了你的博士论文,和来自东亚的学者合作有什么感觉吗?
皮萨里德斯: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幽默的人。他时常和我们交流自己的家庭是如何融入英国社会及种种冲突和趣事。他的英语很好,学术上无可挑剔,我喜欢他,喜欢他做事的态度和幽默感。
时代周报:你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吗?对他们印象如何?
皮萨里德斯:我有特别多的本科学生来自中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中国学生不少。不过大部分学经济学的都是本科学生,可能还是出于职业考虑吧,毕业了就工作了,真正搞学问研究的不多。我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勤奋而且相比于欧美学生特别尊重老师,我特别喜欢这点。
时代周报:除了做学问以外,你还有什么业余爱好?
皮萨里德斯:我喜欢旅行,除了郊野游之外,我对历史人文景观有特别的热情。另外在享受美食方面我从不吝啬金钱,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美食家。对了,我可不是素食主义者。
时代周报:感觉你在个人理财方面比较谨慎,你觉得在这方面你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吗?
皮萨里德斯:我觉得不算吧。不过一般都是自己料理自己的财政问题,不过我确实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在投资方面。并且总是保持一定的储蓄和固定资产。
时代周报:这听起来和中国人的理财观念很像。
皮萨里德斯:是的,我知道中国人爱存钱。不过中国人似乎太爱存钱了,你们还是需要多促进消费。无论是内需还是进口,欧洲人非常希望这一点。请多买点希腊产品。
时代周报:你马上要来到中国了,我们热切希望很快见到你,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中国之旅。能告诉我们你目前最期望在中国看到什么呢?
皮萨里德斯:我特别盼望和中国的商界学界和政界人士交流关于经济学的看法,我很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观点。我还很想看看广州、上海这些重要的中国经济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