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通胀与滞涨的双重压力，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在总量控制、财政政策回归正常、货币政策回到紧缩和人民币加快升值四个方面有所作为。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时，更多地运用了数量工具，包括控制信贷规模、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这比单方面加息合适。
“加息的做法应该慎重，因为有可能会恶化经济的失衡，加剧衰退。当前中国面临的不是单纯的通胀问题，还有经济停滞和衰退威胁。在内需不足、民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热的情况下，若用加息这种提高资金成本的方式，可能会进一步遏制内需的扩张。加息是将治理通胀的成本转嫁给了企业，而走出滞涨是要靠企业的。上调存款准备金，是将治理通胀的成本分摊给银行，这要看银行的耐受力，银行现在已经出现资金面的紧张。”
刘伟在当日北京大学企业家论坛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如是表述。该俱乐部由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等八位企业家发起并成立，旨在推动北大的企业家校友资源整合，通过组织相关活动培育北大学子的企业家精神。
刘伟的演讲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做了哪些调整？”两个问题展开。
他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总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增长乏力，并与世界经济的恢复不明朗相互交织。
一方面，增长有可能陷入低迷、低增长；另一方面，通胀压力特别大，成本提高和一些输入性的国际因素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成本，推高国内市场价格。究其原因，是2008年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张手段，在使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形成了通胀压力。但在形成通胀的现实压力过程中，有时间滞后性，即经济学上的“时延”。在形成现实通胀压力前，信贷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能不能及时、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如果它能及时、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拉动了有效增长，会为治理通胀积累本钱。若它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实质性恢复，这些钱就滞留在虚拟经济中，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化，形成楼市、股市的泡沫，甚至出现绿豆、大蒜等农产品的金融符号化。这会极大提高整个社会通胀的预期，推高国民经济成本。
对于当前可能面临的滞胀风险，刘伟分析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问题是既有经济衰退的威胁，就是内需不足，又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假如同时发生，就可能形成通常所说的滞胀。我国现在的做法是重新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用反方向的政策组合来解决可能出现的滞胀威胁。这反映出决策部门在宏观政策效率和宏观政策风险之间，更倾向于降低宏观政策的风险。”根据当前经济失衡的特点，我国宏观政策正在做出四方面的调整：
第一个方面是总量政策的目标性调整，或者方向性调整。从前一个时期的全面一揽子扩张，到择机退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退出步骤。
第二个方面是财政政策，从前一个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这预示着财政政策可能从关注扩张效益逐渐转向兼顾财政政策的风险。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财政赤字问题，去年财政赤字是9500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不能超过3%，实际上，我国财政赤字的安排已达红线水平。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扩张的，它调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
第三方面是货币政策，从宽松货币政策重回稳健。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加息等措施都表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紧缩态势。不过从长期看，更重要的还是应该培育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才是根本问题。
第四方面是汇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伴随择机退出等一系列政策的变化，人民币汇率政策又回到了危机前，采取所谓盯住一篮子货币方式，人民币升值速度相对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