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作为中国银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亲眼目睹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变。
2002年，中国所有的大型银行还都在不良贷款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有些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占到其资产负债表的10％以上。在它们中间，甚至没有哪一家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能达到《巴塞尔协议Ⅰ》的标准。
除了中国银行，身在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无法报出任何一家中资银行的名称。即便是中国银行，也常被误认为是中国的央行。此时想要让美联储或英国金融服务局向中国的金融当局取经，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不到十年，情形天翻地覆。过去的不良贷款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主要手段是成立新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商业银行手中的可疑资产，再向其注入新的资本。如今，公告出来的不良贷款量，仅占这些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
中国还引入了外国的合作伙伴，向其学习经营银行的技能。按目前的估值计算，四大中资银行均位列全球银行资本规模的前十名。在强大的资本后盾的支撑下，中资银行正在积极寻求向海外扩张。
当然，挑战也依然存在。即使是中国，也没有灵丹妙药能让贷给倒闭了的出口商们的贷款起死回生。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其他原因，中国的大型银行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规模巨大，其中很大部分贷款的经济价值颇为可疑。
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风险在变大。不过，由于大量投机性投资是通过现金融资，即使其中存在杠杆，程度也相当轻。因此，即便是房地产泡沫真的破裂，与美国、英国的银行相比，中国各大银行的境况也要好些。
中国金融当局的灵活性相当大，因为可动用的政策工具很多，包括各种资本和储备金率的要求，以及对抵押贷款条件的直接管制。几个月前，北京已经开始收紧信贷增长的龙头，并收到积极效果。
将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变归功于外国顾问的明智忠告，似乎显得有些王婆卖瓜。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外部影响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的刺激下，北京下定整治其银行体系的决心——然而，目前对于来自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建议，中国仍充满怀疑。
比如，美国财长盖特纳最近批评了亚洲的金融监管者，但他的批评被亚洲人嗤之以鼻。美国确实应该低调一点，在自己没有搞好自家事情之前，它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
相当有趣的一点是，如今北京、伦敦和纽约的监管哲学以及工具的选择变得越来越趋同。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的金融监管当局一度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金融史的终点。各式各样的金融局面可以用一招来解决，就是调控短期利率。而进行各种政策部署，也只为了追求一个目标，就是调控CPI。
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有着一经设定就不再改变的全球性标准，而其他方面则是由市场说了算。银行自发地进行放贷能够提高效率，而进行调控则必然导致低效。与此相反，中国的情况是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直接管制，大部分银行都要看央行的脸色。
如今，北京的官员们逐渐意识到：让金融机构专注于做生意存在诸多好处。但他们也依然在并行不悖地使用各种手段管制房地产贷款——资本要求、存贷款比率、最低存款限制和最高杠杆限制等。中国人很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泡沫就是泡沫，进行干预刺破泡沫没什么大不了的。
2009年初G7扩展为G20时，不难理解有不少的人担心，如此之多背景各异的参与者很难在巴塞尔委员会上或是其他地方达成一致。事实证明，这些人有些多虑了。人们早已达成了关于金融监管的未来作用的广泛共识。当然，前提是盖特纳别再继续要求全世界都要按美国的说法（而不是做法）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