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经济学要不要有正确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同时自己研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研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来，我又重新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这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我是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借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
我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是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基本观点和方法是要坚持的，但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可以选择，为我所用，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用。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理的分析，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仅靠官方权威来支持其主导地位，而要与时俱进，兼容并蓄，不断创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那时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中国计划经济的实践与综合平衡原理有很大距离，其根源并不在于社会制度本身，而在于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行政管理过于集中。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又开始关注市场经济的缺陷。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有人认为，现在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历史证明，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历史也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不能完全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我始终坚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论，认为尽管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要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主张在坚持市场改革方向的同时，政府必须实施合理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
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这一模式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其最根本的特征有二：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制度基础。二是在运行机制上，它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在宏观调控中运用计划手段，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排除国家计划指导的“无计划性”根本不同。
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那么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自然成为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如果丧失，变为私有制经济为主体或完全私有化，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变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即其有计划性，也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有必要和可能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有计划按比例”不等于传统的行政指导性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废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不能无视公有制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有宏观调控，但无计划来指导经济发展。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运用计划工具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
中国模式应对经济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见解，它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卷进去？我的解释是：我国多年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外依存度空前提高，致使我国经济的相当大部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发生了周期性危机，中国就不能不受到冲击。但这只是外部因素，多年来积聚的内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内部因素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对下降、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对削弱等，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自然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经济危机卷进去。
但中国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复苏速度相对较快。这与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也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比如，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又比如，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这次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就展示了这种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的能力，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中国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是我们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出色的主要原因。
结 论
在中国现时的社会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都在起作用。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来协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消极后果的泥淖。
（此文节选自作者获首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所致答辞。今年5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在美国麻省大学召开了第六届国际学术论坛，来自30多个国家的150多位学者出席了论坛。经各国学者推荐和理事会评审，学会最终决定将首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授予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