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200多名调查员开始深入到全国320个社区和村庄对8000户家庭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住房资产、金融财富、收入消费等方面。这是中国第一个旨在收集家庭金融微观数据的全国性调查，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银行合作实施。
“中国制定政策时都有很好的初衷，政策制定部门也有很好的思考，但是没有基础数据，单靠想象，制定出来的政策就会出现偏差。”这一项目的负责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此项调查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将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甘犁长期从事应用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法登教授，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任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终身性职务)，以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他是西南财大国际化战略引进的海外人才，被特聘为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甘犁认为，基础数据对政策制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表示，中国家庭储蓄率很高，这与国内经济、金融问题密切相关；而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而要深入认识这些问题，必须要基于微观家庭的调查数据，同时分析家庭的投资与消费行为，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才能实现。
政策制定有赖数据支持
甘犁认为，没有数据的支撑，政策结果可能会与预计南辕北辙。“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出台高校扩招、收费的政策，其初衷是为了减少储蓄率，因为老百姓舍得进行教育投入，但问题是他们想到了上大学的家庭，没考虑不上大学的家庭，这部分家庭反而因此加紧攒钱，总的储蓄率不减反升。”
没有严谨的科学研究，很多重大经济问题症结难解。“过去10年，中国社保体系覆盖率不断扩大，但是居民储蓄率却从17%增长到23%。对于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升高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到底老百姓为什么而储蓄？没有人明白这是为什么。”甘犁说。
“有的说储蓄防老，但是养老体制建立起来应该减少这方面的动机；有的说是储蓄为了买房子，有的说是为了子女的教育，这些因素可能都会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因素对于实际的储蓄率有多重要，这样导致我们的大量政策没有起到作用。”甘犁说，需要对家庭金融状况的基础数据进行调查。“有了这个数据库之后，完整分析，才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的数据库。”甘犁说，“这样的调查美国从1983年就开始了，每三年一次调查，已经持续了近30年，调查数据成为美联储重要的决策依据。金融危机之后，又改成每两年一次，他们想了解金融危机的状况。”
“中国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有很好的初衷，政策制定部门也有很好的思考，包括对政策出来的可能效果，但是没有数据，人的思维不是完全清楚，这个时候根据他的想象政策出来之后该怎么办，事先没有经过大量研究，实际上，它和想的情况不一样。”甘犁表示。
报告或将影响世界
最近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的国际性会议上，一些国外知名学者对甘犁组织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们都在期待我们这个数据库的出炉，根据这个数据开展研究。”甘犁说，“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困扰全世界的重大问题。中国过去各种各样的政策都在降低储蓄率，但是全国的储蓄率已经达到55%。”
甘犁介绍说：“我们从全国2585个县(区)按照人均GDP分成10层，每一层根据人口数量抽取8个县(区)，在每个县区抽4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再根据房价高低抽取20~35户。因此，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8000户代表5万个家庭。”
这项调查是艰辛的，因为是独立的“民间统计”。甘犁说：“我们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是世界最先进的，也很昂贵，光拿抽样框就花了300万元。”甘犁认为，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基本把握。“统计局的调查对资产情况设计得很简略，我们的调查将提供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家庭金融状况的数据库。”他还认为这项调查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中收入差距是有，更大的是财富差距。”
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屡遭质疑。甘犁介绍说，美国大多数调查不是官方做的，比如美国的家庭金融调查就是芝加哥大学和美联储联合做的，不是通过美国的统计系统做的。“我们不受政府的影响。统计局的网络比我们强大，但是我们的独立性毋庸置疑。不存在地区和领导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