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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宏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上海金融报》:近期PMI增速出现放缓,业界有人担忧经济增速可能过快下行,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屈宏斌:中国经济目前的放缓,是从超速增长的状态向正常增速的调整过程。严格来讲,中国经济目前尚未达到正常增长速度,还是处于一个偏高的区间。但由于过去几年大家习惯了超速的增长,因此对于增长速度好像仍处于亢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担心经济放缓太快,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经济增长,跟开车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的车马力大,它可以比别的车跑得快一点,但是马力再大的车也有一个速度限制,超速行驶就会有风险。经济超速也会出现风险,比如说资产泡沫上升,比如说地方债务。过去几年我们也已经看到了,现在我们希望避免风险,所以进行调整,但市场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调整,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要降下来。我们为了控制通胀,或者是消除经济过热,目前的放缓是必须的。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最理想的增速区间是8%到9%,太高了可能会有通胀等其他的副作用,太低了会有就业压力的出现,8%—9%是一个比较好的区间。当然,有人觉得这个区间也太高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朝下走。我们觉得,综合各种因素,8%到9%的经济增速,对应3%到4%的通胀,在未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组合。如果这能成为常态,那将是中国经济最好的一个状况。

  《上海金融报》:您觉得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会是怎样?有人认为,目前表外资金,特别是理财产品的大量发行,会影响到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屈宏斌:基本上,紧缩政策已经进入尾声。我觉得在这一轮通胀调整过程中,利率的作用始终是第二位的,主要是用来管理通胀预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七八月份通胀见顶回落,利率工具使用的压力会小一些。我们觉得近期的加息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次加息,往后主要通过存款准备金管理流动性,预计三、四季度还会有两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

  当然,有人质疑理财产品大量发行会否影响货币政策效果,我认为这不足以完全抵消资金整体趋紧的趋势。最好的证据是什么?不论是官方的拆借市场,还是民间的利率,如果理财产品的发行能够抵消政策收紧的影响,那么利率不应该上升。目前流动性管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从货币增量,都出现了明确的回落。既然效果还不错,就没有理由去改变现行的做法。存款准备金率的继续上调,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收紧流动性的趋势。

  《上海金融报》:市场有观点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收紧,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显现,因此未来应该放松货币政策以扶持中小企业,您怎样认为?

  屈宏斌:中小企业融资难,这可能是事实,但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也不是什么新问题。我觉得,中小企业融资难,不是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我们不应该拿局部的情况推导货币政策应该怎样,或者不应该怎样,也不要赋予货币政策太多的责任和担子。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应该是经济是否过热、信贷流动性是否过剩,或者是总需求因素是不是可以消退等等。而对于微观的,具体的行业企业困难,并不是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简单地说,就算明天货币政策放松了,中小企业融资仍然是个难题。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结构性的问题,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解决,从金融改革上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总量政策就能解决的。

  当然,我觉得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这可以使目前流动性管理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结构性的问题。其中,减税应该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我们有减税的条件。今年1—5月份的税收同比增长32%,接近GDP增长的3倍,也是我们年初所预算财政收入增长的4.3倍,实际上是超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减税的空间很大。

  《上海金融报》:近期关于地方债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您觉得其是否会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风险?

  屈宏斌:国家审计署近日出台的审计报告,给大家揭示了很多细节的问题。这里面有两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一,10.7万亿元的地方债务里面,有80%是来自于银行的。也就是说地方债务的问题和银行体系潜在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说,从宏观上来讲,未来如何防止地方债的问题演化成为银行体系的风险,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第二,对于中国这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来讲,债务规模其实并不是问题,它真正的风险在于流动性,就是短期内的债务问题。而在10.7万亿元地方债里面,有5万亿元以上的债务问题是在未来30个月到期要还本付息的,这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事实上,不管是平台贷也好,还是地方贷也好,举债以后,所投资的项目大部分是市政建设和“铁公基”项目,这些项目有一个特点———即便最好的项目,它的投资回报期都较长。用短债支持一个回报期比较长的项目,意味着即便项目中长期有收益,但是由于之间债务的期限和回报期的错配,短期内项目本身的现金流不足以去还本付息,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而且时间上非常迫切。5万亿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哪怕届时只有小部分出现违约,对银行体系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以低估的。

  对于这个问题,从政府层面来讲,目前有两个选择,一是什么都不做,等银行的债务问题发生后,由政府去救助银行。另一个选择是及时对地方债务,至少对短期债务进行债务重组,去缓解这种风险或者是压力。我觉得后一选择要远远好于前一种选择。

  下一步如何做?简单而言有两个方案。第一个,也是最可行的方案,就是立即启动市政债和地方政府发债,使得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市场获得资金,去偿付银行的短期贷款。本质上说,这就是债务延期的过程,但是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债务延期,因为通过市场发债,有助于约束地方政府资金融资的规模或者使用投向,相对于目前举债的状况,可能会更透明一些。至于有没有人买?我认为钱不是问题,我们过去老说中国储蓄率太高了,消费太不足了,而这个时候储蓄多是好事,如果哪个市政债开始发,它肯定要比国债风险收益高一些,我想一段时间老百姓会把所有的债务买光的。

  另一个方案是盘活资产。10.7万亿元的债务中,有70%以上用于“铁公基”和市政建设,这些项目多多少少有一些资产。其中有一些还是不错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或者是通过资产变现来得到更多收入,然后去偿付银行的贷款。这个方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也是可行的,而且也正好符合政府转型的要求:就是政府应该更多地从事公共服务,对商业盈利的资产,政府可以更多地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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