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内部经济推动力的合力、支持性政策以及全球经济的多变性质使高增长的新兴市场产生了快速深远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迁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根本来不及注意到它，尽管其复杂性总是使人捉摸不透。
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环境中，犯错误是稀松平常之事。毫无疑问，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在错误的增长战略（比较优势和支持性政策相结合）上一条道走到黑。对一个经济体而言，可贸易部门的比较优势时刻都在变化，这种变化会造成结构变迁和创造性破坏。正在经历“中等收入转型”、甩掉穷国帽子的国家总是试图抵制这种变化，但结果总是造成增长减慢甚至停滞。
变化的推动力来自（国内和国外）私人部门，但政府政策和公共部门投资模式也扮演着必要的支持和补充角色。这些也需要随变化调整。实践证明，最适合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框架是：在关注宏观和货币稳定的同时，以对即将到来的微观和宏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评估（尽带有先天的不完美性）为指导进行调整，并采取必要的支持措施。
那么发达大国呢？由于历史原因，发达国家的政策更僵化、适应性更差。结构变化被视为主要是私人部门的问题，故而不属于长期政策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发达经济体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主导者，受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很小，对全球经济的快速结构变迁也未能做出充分的反应。
略举一例：7月8日，美国的就业报告数字再次令人失望，而奥巴马总统的发言代表了主流意见：在债务上限和赤字削减问题上取得一致能够消除拖累商业投资、增长和就业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美国的财政问题是美国经济复苏疲软的罪魁祸首。只要在财政问题上取得一致，政府大可以站到一边，放手让私人部门来推动重回内源性增长之路所必须的结构性变化了。
平心而论，这一立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美国，战后形成的政府、商界和学界联盟为动态经济奠定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基础，这一联盟在苏联卫星上天后得到了强化以促进美国科技创新，保证科技优势。在德国，2000后的改革重振了德国经济的生产力、活力和竞争力，并成为德国近期经济强势反弹的基础。
但是，尽管有美国和德国的成功例子，但经济和财政评论家对美国复苏始终疲软——GDP增长不力，就业也没有改善——越来越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自2008年以来，人们已经数次调低了增长预期。
经济疲软已经引起了政治关注。一份最新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免不了带有一些党派色彩）提到了当前复苏的疲软状况。事实上，当前复苏与前几次美国战后复苏的具有很大的差异，当前的复苏或许根本称不上“复苏”。但美国领导人仍然接受了经济周期的观点，他们目睹了一次疲软复苏，并将之归咎于战后政策失灵。
但是，这样的把戏虽然在政治上好使，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次复苏并不是周期性复苏，而是被推迟的结构性适应过程的开始——美国需要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变化、以及强大的技术推动力。这些变化很难被精确地加以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
当然，谁都不能否认，2008年的衰退的确有其周期性因素。但这些周期性因素是同结构性失衡一起出现的，而结构性失衡又是在过去至少15年里积累起来的，现在已成为美国经济无法以常规的周期性模式反弹的主要原因。
怀疑派或许会深深地质疑，如果这些为千夫所指的结构性失衡现在阻碍了GDP和就业增长，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在危机之前就显现出来呢？答案在于，它们其实显现出来了，但没有体现在增长和就业数字中。人们没有注意到其他信号，或者忽略了，或者认为它们无关紧要。
我们可以略举一些这类信号的例子：基于资产泡沫和高负债的消费过度（目前已不复存在）和储蓄不足、持续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表明国内消费和投资超过了收入和产出）、以及（过去20年来）可贸易部门微不足道的净就业增长。由于国内总需求巨大而总供给不足，因此唯一的有效的增长引擎——商品和服务的外部贸易——就不再能引领就业增长了。
错过所有这些信号让人们错误地以为危机前增长和就业势头是可持续的，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危机（而不是危机的原因）被视为罪魁祸首。然而，危机只是暴露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基础性的失衡问题。
太平洋资本管理公司CEO艾尔-艾利安用“大骚货”来形容美国现状事宜对策，其中包括财政稳定计划。但同样必须包括政策框架的转变——以正确反应长期结构性适应的非周期性质——这将是重回增长和就业之路之所必须。
迈克尔·斯宾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访问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的近著为《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www.thenextconverge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