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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民主的活水流过这片盐碱地——记1986年天津开发区

  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一场革命。因为,这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它包含着政治改革和政治开放。政治改革曾经是从民间理论界到官方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系统地设计了相关方案;中共十三大报告有专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各种民主试验全面兴起。遗憾的是,这场方兴未艾的政治改革试验戛然而止于1980年代末。以至于20年后,中国人还在讨论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这是多大的历史错位,又是多大的历史遗憾!

  “开发区大有希望”

  1980年代初崛起的蛇口工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袁庚(1917年生),大刀阔斧地推行民主选举,舆论监督,制约权力,言论自由,开创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先河。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他创造的、举世瞩目的“蛇口速度”。

  1984年12月,在中国的北方,天津溏沽,一个新工业开发区诞生了。两年之后,这里的一场民主试验,让蛇口人受了刺激:“注意,蛇口的民主落后天津了!”,而领导这场民主试验的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炜时年31岁。

  一南一北,一老一少,在中国大舞台,奏响了民主试验的二重奏,创造了一个以经济改革带动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保障经济改革的模式。

  政治改革试验之所以发生在这样两个工业开发区,得益于开发区独特的新型建制:它既是一级行政单位,又是企业。比如天津开发区,既有作为一级政府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又有作为经济实体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管委会主任也是总公司经理。作为政府,要脱离旧体制,拥有自主权,开辟民主生活空间;作为企业,要摆脱国有企业体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否则,就是穿新鞋走老路,就会重蹈传统政企合一的覆辙。

  相比较蛇口,这种挑战对于天津开发区尤其严峻。蛇口连接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香港和东南亚;溏沽是盐碱地,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天津老工业基地包围。然而,只一年多光景,天津开发区就大有起色。袁庚曾致信:“天津开发区起步一年多,取得如此成绩,实在令国内外刮目相看。尤其有一批年轻有为、奋不顾身的有志之士,如虎添翼。蛇口有此竞争对手和伙伴,实引以为荣。”进入1986年,天津开发区不仅在北方,在全国都形成了很大影响。所以,1986年8月19日晚,邓小平从天津东站一下火车,就对市长李瑞环说:“我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21日,邓小平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任何真正了解开发区过去一年多发展进程的人都会明白,“开发区大有希望”不仅是经济含义上的,也是政治含义上的。就在10天前的8月11日,民主评议会在这片盐碱地上诞生了。

  聚集

  民主评议会是创造,是创新,是和开发区的主体——青年人分不开的。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开发区的向往,虽然比不上抗战中青年之向往延安,也绝非今天人们可以想象。蛇口曾经聚集了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袁庚的儿子袁中印还到北京来,住下,彻夜和各方人士恳谈,诚邀他们南下。天津开发区又一次重复了蛇口的故事。改革的试验田上,散发着青春活力,聚集着平均年龄30多岁的人。

  天津开发区对青年人的独特魅力之一是管委会主任张炜。张炜(1955年生),北京大学1977级经济系毕业。1984年开发区成立不久,从天津团市委书记被调任开发区主任,时年29岁。这是一位没有特殊背景,完全凭借聪明才智,理想苦干脱颖而出的人物,是异数,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民主评议会的重要发起人杨帆(1952年生)就是投奔张炜而来。杨帆回忆:“我就是冲张炜去的。”1985年,从吉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杨帆被分配到北京一所大学,大学还要给他房子。然而,他向往改革前沿,先去了深圳的人行和中行,在那里享受了特区的高工资月薪300多元,和一套90平米房子。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郭保平代表张炜给杨帆连发6封信邀请。在一个初建的开发区,杨帆在办公室住了一年多,工资100元。后来分到40平米的房子,夫人和孩子同来,放弃一家三口的北京户口,落户成为溏沽人。

  在投奔张炜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凝聚。因为张炜在当时对很多青年人来说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他在北大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给整个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很多像杨帆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投奔而来,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即使弃职、没有工资也再所不惜的人。因为他们把追求自由,参与创建新体制,干一番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最高价值。开发区还聚集了很多志愿者,研究课题,出谋划策,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青年学生、教员,像北京、天津青年经济学会的学者。那里好像一个大火炉,人们既靠着它取暖,又为它添柴。“那会儿条件很差。跟现在好点的农民工一样,临时办公地,吃大食堂,没几辆小汽车”,当年开发区的一位青年对我说。而在对其他开发区人的采访中,他们都忽略了物质条件,大家倒是不约而同提到了读书会。下了班,青年们凑在一起聊,有不懂的知识,就自己回去读书补课。光聊不过瘾,干脆定课题,分头钻研,最后,索性成立起一个读书会。他们把目光渐渐地投到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参政形式上,研究中外各种政治结构,对比蛇口开发区民主参政措施,直至向党委提出成立民主评议会的建议。读书会,曾被媒体称作民主评议会的摇篮。

  设计

  杨帆提出仿照上下议院制设计民主评议会,其根据是划分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这与张炜的思想和经验不谋而合。张炜设想的民主评议会,就是北京大学常务代表会的翻版。

  自下而上的设计毫无疑义要得到自上而下“第一把手”张炜的支持。杨帆说:“我整天撺掇张炜搞民主,我跟他说:‘你要不搞,告诉我一声,我回北京。’有一天张炜说:‘我下决心要搞民主了。’”张炜有这样的决心其实再自然不过了。民主,对他来说,绝不生疏。他既有实践,也有思考。其中,“北大自由民主传统”对他的影响,是重要的。不仅如此,当杨帆他们的思想和他发生碰撞时,他在北大的一个经历浮现出来:那是1980年,身为北大学生会主席的张炜,接待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代表团20多人。30年过去,张炜还能清楚地记得团长的名字叫谭树繁,常务代表会会长叫杜升如。香港中大学生代表会,是中大学生会的最高立法、司法、监察及民意代表机构。这启发了张炜,也与他的民主理念相合。他照搬香港中大模式,向北大党委提议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常务代表会议。他亲自拟定章程,在全校22个系中,由各系投票自由选举出2人,组成常务代表会议。常代会会长由选举产生,校学生会主席是当然的常委会成员。这样一来,校学生会,既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又有一个监督委员会。常代会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对学生干部有弹劾权。

  在中国的体制下,作为开发区的掌门人,张炜想得更细更远,要顶住的压力和排除的困难更多。天津开发区做任何具有政治含义的试验其实也需要上峰认可。好在前后两任天津市领导都支持民主评议会试验。李瑞环说:你们别在市政府里穿着红衬衫打领带就行,那个样子老干部看不惯。在开发区,什么都可以干。失败了,只当是地震把溏沽震毁了,即使从地图上消失,也不会影响天津,你们尽管大搞你们的试验。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1986年10月,民主评议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评议会章程。民主评议会享有6项权利,分别是:推荐权、提案权、不信任案权、弹劾权、知情权、质询权。他们提出由消极权利向积极权利过渡。所谓积极权利是指建设性权利,如推荐权和提案权,群众较难掌握,最后决定权在管理委员会。所谓消极权利是指否决性权利,如不信任案权和弹劾权,群众较易掌握,最后决定权在民主评议会。

  当社会上的人还在讨论“是先选举,还是先教育选民”时;开发区内的年青人早就认定,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学习民主。

  杨帆说:“我们的设计一举超过蛇口,成为中国各种民主试验中,思想和设计都比较先进的一个。”说这话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它更有意义之处,是赋予了开发区的干部、职工、居民公民的意义,因为是公民,才是选民。他们推动民主试验,当然志不在一个开发区。

  竞选

  全区分21个选区,选出27名代表,作为评议会委员。再从中选出7名常务委员,任期一年。

  选举筹备组规定,评议会委员的产生采取自荐与他荐相结合,常委则一律经本人自荐。在27名委员中,有10名委员自荐,发表施政纲领。

  听,他们说:

  杨帆:民主评议会,我是发起人之一。我们应敢于向中国历史负责任,我们坚信自己的行为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冯刚:西方国家一些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尚可限制自己的一些特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建立民主监督体制,使各级干部处于群众监督之下。

  张俊发:本人在部队工作多年,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愿作改革的尖子,认真作好评议会工作。

  在“自己不能推荐自己,表现自己”的社会习俗下,这些没有经历过民主训练的人,第一次认真地大声说:请投我一票!

  杨帆,以全票当选第一届民主评议会主席。

  质询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民主评议会进行了五次质询。分别就干部体制改革问题,质询管委会主任张炜、负责人事的赵树华、人事室主任郭永刚;就生活问题,质询办公室主任皮黔生、副主任任盛雨,就投资环境问题质询各公司有关领导人,并邀请合资企业参加;就人大代表选举问题紧急质询领导小组;就弹劾案问题质询办公室副主任刘保平。

  从杨帆保留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质询会的场面:

  评议会执行主席杨帆: 今天评议会代表开发区全体群众,就干部问题质询有关领导人。请人事室主任郭永刚同志谈谈看法,发言限于20分钟。

  郭永刚(人事室主任):开发区干部工人共412人,平均年龄37岁,大专以上79.67%,大学本科占32.7%,中层干部40人,大专以上90%,两名研究生。干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人才竞争,能上能下。办法是:明确任期为二年,不搞终身制;制定岗位标准;允许自荐,完善民意测验,不符合者可以免职,进行干部考核,淡化当官意识。

  赵树华(总公司副经理):干部制度的主要问题是死水一潭。如没有人才竞争局面,开发区没有希望,应使无能者不敢上,无为者下得来。行政机关首先明确岗位责任,公开考任干部,实行等级序列评任制。

  张炜(管委会主任):开发区干部现状是:基本适应,但很吃力,再走一步就不行了。开发区正在新旧体制的交替点上,要兼顾近期效益和远期效益。干部体制改革很为迫切。其弊病主要在:在选拔上缺乏制度保证,眼界不宽,胆子不大;在下的方面,心肠太软。应首先实现逐级聘任干部,由经理组阁;政府方面任期两年,期满全体自动辞职,重新委任。评议会的弹劾权原定管到处长级,我建议一直管到管委会主任。如果群众对我们不信任,我们就应主动辞职。

  问:40名干部是否都称职?有些干部无能,工作无起色怎么办?

  赵树华:部分干部平平庸庸,错误不多,成绩也不多,有更好的人才来了上不去,这部分干部怎么办,是改革中的严肃课题,开发区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存在。

  郭永刚:我作了十几年干部工作,以前总想当伯乐选人才。后来发现选的人才并不好。选错人是难免的,关键在于能下的去。注意力应放在造就人才竞争环境上。

  张炜:原来的干部制度就是打算上来就不下去的,因此反复强调不能选错,实际上不可能不错。如果选错,要有制度使他下去。

  问:开发区有没有破格提拔高干子女的情况?

  张炜:开发区省军级以上干部子女共6人(一一介绍情况),没有破格提拔的。

  问:请问赵树华同志有没有敢于面诤的朋友?

  赵树华:不太多,我这个人性格外露,喜怒形于色,不少人怕我。今后要自我调整。我历来主张唯事、唯实,大家逐渐会了解我的。

  公开质询,短兵相接,赤诚相见,官民各自清楚了自己的权利义务;大家在参政议政中学习民主的真谛。表面上摩擦、冲撞多了,张炜说:“杨帆为民主冲锋陷阵,他不怕得罪人。他得罪了人,我来保护他。”

  弹劾

  干部问题,是张炜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开发区工资高,很多人想方设法找门路往里进。来者多是老国企人,在旧体制下养成的行事习惯和开发区的要求不符。他们占了位置,工作能力不强,影响青年人积极性。怎么才能挡住没有才能的人,他认为,只有通过民主评议。张炜曾经设想拿出管委会中1/3的职位,让大家选;2/3保留任命制。为此,他曾经把这个想法跟管开发区的领导商量,对方说:不行,那样,就把干部制度给改变了。群众选出来的人,要是党委给他撤了怎么办?

  即使张炜,也尝到了“民主”的“苦果”。民主评议会动真格的,弹劾掉了他的好朋友。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搞民主,却最先砍了我身边的人。”

  这是民主评议会首次执行定期弹劾程序。第一轮投票,投票率达83.9%。50名干部中只有办公室副主任刘保平一人没有合格。刘保平没有辞职,到质询会上进行答辩。他承认民主评议会章程、感谢群众帮助,摆出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和难处。张炜出面为刘保平辩护:“只凭多数不信任票就把一个干部免职未必公平。群众知情度有限,难免受舆论左右;少数人不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凭个人好恶投票,会造成“老好人”当选而鼓励干部不坚持原则、讨好群众的倾向。办公室副主任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得票难免会少,是否就一定比别的干部差呢?”之后,评议会委员进行了认真讨论,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3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刘保平的弹劾案。

  开发区党委把部分罢免权以弹劾形式授予民主评议会,只要弹劾案通过,不需经党委批准,即自动生效,由开发区人事部门照现行干部制度办理免职手续。开发区处级以上干部,任免权在市政府,对他们的弹劾案要报市里批准。被弹劾者在两年之内不得担任同级或同级以上工作。

  杨帆坦承,必须弹劾掉一个人的设计,太僵硬了。他说:“刘保平,人特好。后来得癌症去世了。张炜保他。当时的民主还不成熟。其实程序正义最重要,而不是非要把谁打倒。”

  民主评议会也致力于完善民主程序,尽力减少多数决定的弊病。他们清楚,民主制度的弊病只能用完善民主制度的办法、而不能用否定它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年纪较大的、从国营企业,或机关来的干部,不习惯民主评议会这一套,觉得这是暴露矛盾,公开对立,他们习惯了“内部解决问题”。有些经理认为企业无需民主,把民主和效率对立起来。也有人认为评议会是“自由化”。但是年轻人、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拥护民主评议会。

  他们设想,如果弹劾制度坚持下去,一定能改善官民关系,基本杜绝严重的失职与腐化。

  遗憾和思考

  如果按照预定方案努力下去,再过一年,开发区全体中层干部将过渡到公开考能与竞争;再过两年,即1989年,管委会将过渡到全面选举产生。但是,历史没有按照预定的方案发展,民主评议会这个新生事物无疾而终。对于这样的结果,很多人认为1988年张炜调任天津市经贸委主任,骨干相继离开是主要原因。可能未必。中国自1989年那个历史拐点,发展是惟一的硬道理,政治改革停滞。没有大环境,岂有小环境!

  今天回顾这场在盐碱地上进行的民主试验,不免产生这样的思考:

  其一,当下,不同意民主是好东西的人不是很多,但却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而在25年前,那些30岁左右的人不仅拥有民主理想、民主意识,而且能够理性地、成功地、巧妙地实践民主。其成熟和担当,其试验成果,都说明,中国实践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的条件早已具备。

  其二,当下人们赞同“大市场、小政府”、政企分离、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方向。但是,并不想依靠建立民主体制。天津开发区的经验已经显现,一个健全的民主体制是政企分离,实现政府转型,政府运行透明化的前提。

  其三,实践民主,需要学习已经成熟的人类共同经验。天津开放区在试验中提出“仿真国际环境”,以及将民主评议会类比为“下议院”,都表明了他们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经验的一种学习精神和消化能力。

  其四,在治理(governance)概念尚未普及前,天津开发区的青年改革家们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治理试验:在开发区内,建立政府、企业、职工、民众的互动关系,管理人员公仆化,职工、民主主人化。

  其五,天津开发区的成员形成了既是职工,又是公民的自觉意识。他们的评议包含了作为职工参加管理,作为公民参与监督一级政府的行政运作。由此可以看到走向“公民社会”的重要支点。

  行笔至此,禁不住假设:如果历史给天津开发区和张炜足够的时间,民主评议会坚持下来,完善成熟,从开发区向天津、进而向北方推广,那将是什么样的影响和景象?如果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的章程,能够得到国家立法机构的支持,成为相关的法规,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中,将会填补何等重要的空白。果真如此,腐败、官本位是不是就可以有效地遏制?

  回顾上世纪80年代天津开发区的历史,还要重提几个人的名字。首先是张炜。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最有作为的高官之一,在历史关头,选择了和自己理念一致的道路。如今,这个名字,被很多人遗忘了。杨帆,为了投身开发区民主改革,不惜放弃北京户口。2000年后,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实,今日杨帆,还是那个搞民主试验的杨帆,特立独行、讲义气、直来直去,以非主流自居,反思改革。还有一位青年叫皮黔生,无疑是当时民主改革的参与者,后来官至省级,如今锒铛入狱。如果当年的民主改革持续下去,他会是今天的命运吗?恐怕根本没有机会腐化。追根溯源,这是皮黔生之过,还是制度之过?

  25年过去了,天津开发区的那场民主试验虽然没能继续下去,但是,它毕竟是中国改革史中重要的一页。其价值,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恰恰是会被再发现、再认识。

  最后,以当年报刊为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充满激情的报道作结:

  “使公仆真正置于主人监督之下,天津开发区民主评议会有权质询弹劾干部”(《中国青年报》);

  “民主评议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舞台上独具创见的剧目;中国民主化潮流向纵深发展的见证;中国民主化进程上的先遣队。”(《发展战略报》)

  “注意:蛇口民主落后于天津了;试问:蛇口人何日方有弹劾权”(《蛇口通讯报》)。

  “有朝一日,历史学家们会将天津郊外33平方公里被开发利用的盐场,列为中国民主的发源地……”(《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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