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股市最近发生了暴跌，这是对两大互动因素的反应：经济基本面以及应对政策（其实不如说是缺乏应对政策）。
首先是经济基本面。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陷入了低迷，甚至远低于最新的预期。增长低迷重创了股票估值，且美国和欧洲经济均有陷入严重衰退的风险。
只要美国和欧洲中有一个陷入衰退，另一个也别想独善其身，而主要新兴经济体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尽管到目前为止它们面对发达经济体的萎靡表现时仍然维持了高增长。新兴国家恢复力较强，不会陷入美国和欧洲的二次探底：光靠它们自己是无法解决发达国家需求暴跌的影响的，尽管如此，它们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非常健康。
美国国内需求短缺反映了储蓄增加、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失业高企以及财政扭曲。结果，庞大的不可贸易部门和可贸易部门的国内需求部分已不再能够承担增长和就业引擎之责。这使得提振增长和就业的重任落到了出口——即卖给全球经济增长区域（绝大部分是新兴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身上。
放眼世界，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除了极少数例外）、全球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部分，可能还包括新兴经济体之间相互关联的增长低迷。此外，股票估值的下跌并向真实经济基本面靠拢将进一步削弱总需求和增长。因此严重衰退以及财政进一步扭曲的风险在增加。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将纠正资产价格，促使它们向修正的全球经济中期前景靠拢。
但情况比大修正还要危险。即使预期已经过调整，投资者仍然对欧洲和美国的官方政策应对措施逐渐失去了信心（新兴经济体的情况要好一些）。如今，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对增长的结构性以及资产负债表障碍长期以来估计不足，但官员是否有能力识别其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是否有政治意愿予以修正还远未可知。
在欧洲，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务风险利差正在上升。两国债券收益率均已经达到6—7%区间（一般认为已进入危险区域）。与两国低迷且不断恶化的GDP增长前景一道，其债务负担已成为令人头痛的大问题，人们已经开始质疑，它们到底能否稳定局面，自力更生重塑经济增长？
意大利和西班牙将欧洲的脆弱性完全地暴露了。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一样，身处欧元区使得意大利和西班牙无法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作为政策工具。但其主权债务的贬值——以及相对于欧洲小型受困国家的债务规模——意味着银行资本基础将受到重创，大大提高其他流动性问题和进一步经济伤害的风险。
在欧洲，政策目标的焦点是削减赤字，而对改革或意在提振中期增长的投资则关注甚少。在欧盟层面，甚至连用于修正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当前正在面临的收益率上升-增长前景恶化恶性循环的完整的政策应对计划都没有。
可信的国内和欧盟层面政策是稳定现状之所必需。但这两者我们现在都看不见。近期市场波动陡增，部分就是因为显而易见的政策瘫痪和扯皮风险剧增。
在美国，主权债务的真实性长期以来都在受到质疑。在最近几个月的政治摇摆中，美国国债成了风险资产。而在当下违约风险被消除之后，资金又大量从风险资产中流出，流入美国国债，以等待利空出尽。所谓利空主要是低迷下滑的经济增长、就业停滞以及股市下跌。
美国国内政策争论绝少提到可行增长策略和就业导向策略。平心而论，一些人认为削减预算完全称得上是增长策略。但这并不是主流观点，也没有从市场中得到印证。
结构性和竞争性增长障碍被忽视了。鲜有人认识到，除非增长得到提振，否则总需求是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事实上，家庭储蓄率在不断上升。
其中的细节可能会令选民和某些投资者不爽，但政策焦点并不在重塑中长期增长和就业上。事实上，这些当务之急是否以及何时能成为政策日程的核心还远未可知。
与欧美相反，在新兴经济体中，通货膨胀才是挑战，至于增长风险则主要是受发达国家拖累。此外，新兴经济体需要改革和重大结构性变革才能维持增长，而在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这些改革和变革很有可能被中断或推迟。
资产价值重估从而与真实增长前景相符可能并非是坏事，尽管从短期看这会加剧需求不足问题。但不确定性、信心不足以及政策陷入瘫痪或僵局很可能会摧毁资产价值，导致价值超调，对整个全球经济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这一看起来令人失望的图景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短期内可能希望不大。稳定可以重塑，但这是有条件的：发达国家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合作必须令人信服地转变到重塑全面增长之路上来，并且以支持增长和就业的方式实现财政稳定。
简言之，我们面临着两大互动问题：正在从重塑增长之战中败北的全球经济以及可信政策应对措施的缺乏。太多的国家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政治后果而不是经济表现上。市场只不过是对这些缺陷和风险的如实反映而已。
迈克尔·斯宾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最近著有《下一次大趋同——速度不一世界的经济增长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