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大衰退已经演变为北大西洋沿岸的遍野哀鸿：这场衰退的主体是陷入低增长、高失业泥淖的欧洲及美国。泡沫的破裂导致欧美出现了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刺激。这些刺激避免了衰退的大大恶化，但却加剧了巨额预算赤字。由此产生的大规模削减支出的措施，意味着高失业率水平必将持续下去，可能在多年内都得不到改善。
最终，欧盟决定帮助那些陷入财政困境的成员国。它已别无选择：金融动荡可能会从小国向大国蔓延，欧元的生存随之也将受到威胁。欧洲领导人意识到，受困国家的债务将变得不可治理，除非这些国家能实现经济增长，而如果没有援助，经济增长就是痴人说梦。
尽管欧洲领导人所承诺的援助还仅仅是在路上，但他们认定那些还没有受到危机波及的国家必须削减支出。由此带来的财政紧缩将拖累欧洲经济，其中包括受困最严重的希腊。毕竟，对于现今的希腊来说，最大的支持莫过于贸易伙伴恢复强劲增长。
危机前的讨论表明，人们并未就修复经济基本面做过多少努力。欧洲央行强烈反对体现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方案——重组倒闭或破产实体的债务，这表明西方银行体系将继续脆弱。
欧洲央行指出，纳税人应为希腊主权坏账完全埋单，因为任何私人部门的卷入都将引发“信用事件”，导致信用违约掉期（CDS）的大规模偿付，从而进一步加剧金融动荡。但如果欧洲央行真的有此担心，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要求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
类似地，欧洲央行早该将银行排除在高风险CDS市场之外，以免它们沦为评级机构的人质。欧洲领导人在最近的布鲁塞尔峰会上所达成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开始限制欧洲央行和美国评级机构的权力。
事实上，在欧洲央行立场中最奇怪的是它威胁说：如果评级机构认定重组应被归于信用事件，它将拒绝接受重组国国债作为抵押品。重组的全部关键在于卸掉债务包袱，让剩余部分变得能够治理。如果重组国国债在重组前被接受为抵押品，那么它们在重组后肯定会变得更加安全，因而肯定会继续被接受为抵押品。
重组会让人们认清央行终究是个政治机构，有其政治日程，独立央行总是会被它们所监管的银行绑架。
大西洋另一侧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极右翼势力威胁要让美国政府关门，这验证了博弈论：当发生冲突时，理性个体为一方，未能占据优势的非理性人为另一方，后者向前者威胁着要使用玉石俱焚招数时，他们总是会获胜。
在税收并不增加的前提下，奥巴马总统默许接受了一种非均衡性的债务削减战略。甚至是在过去20年中获利斐然的百万富翁们，也不会面临更高的税负；石油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没有取消，这将有损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
乐观派指出：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协议的达成以及主权债务违约得以避免，二者的短期影响有限。但工资税削减计划并未更新，而企业在预计到负面影响后会更不愿贷款。
刺激计划结束本身就会引起衰退。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刺激而非紧缩，即使站在预算平衡的角度考虑也是如此。
赤字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税收收入的提升不振，而这又是经济表现萎靡所致；最佳的解决方案也只有一个，就是让美国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最近的债务上限协议与这一方向南辕北辙。
许多人担心，财政问题会在欧美之间互相传染。毕竟，美国财政治理不力是引发欧洲问题爆发的重要原因，而欧洲财政动荡对美国也绝非好事，特别是考虑到美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及其在不透明的CDS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种传染：坏主意很容易跨越国界。不仅如此，大西洋两岸误导性的经济概念一直在相互强化。这些政策所导致的欧美发展停滞，也在彼此强化之中。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