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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中国经济带给中国经济学家的挑战

德怀特·帕金斯  

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

  中国在经历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变化,在过去20年里尤其如此,而这些变化在高收入的后工业化国家中已不再出现。这些结构性变化已经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一过程将于何时结束。

  在美国,有数以百计的经济学家在熟练地分析,如何使本来已经十分高效的资本市场变得更有效率一点儿。而在中国,只有少数几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致力于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创建这些金融机构并使它们良好运行。中国可以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优点和弱点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但绝不能简单照抄照搬。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最令人振奋的一点是:我们是在研究真正的重大问题。终有一日, 将会有数以万计的训练有素的中国经济学家,各自致力于研究经济中的细节问题。但是,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家们需要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结构性变革这一真正有意义的重大问题上。

  从某些方面讲,虽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同样或类似的问题,但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更有启发意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超级大国,这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世界;另一方面, 是由于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在短时期内经历了更加巨大的变化。因此,研究中国经济之重要,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快,更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彻底的经济体制变革相伴而生。

研究什么问题?

  那么,这些重大问题究竟包含哪些?经济学家又应该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呢?在此,我会先举几个相关的例子,然后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位经济学家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才能够对真正理解这些重大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最有意思的结构性变化问题之一是城市化问题。中国在1979年前后开始了有别于其他许多国家的城市化模式。

  在这个方面,住房政策影响深远。一种极端的政策选择是对进入城市者的住房问题视而不见,听任贫民窟包围城市,这正是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马尼拉、圣保罗、香港等地的情形;另一种极端的政策选择是努力建立一个庞大的公共住房体系,新加坡、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香港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如果中国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工程,并建造出足够多的物美价廉的公寓,那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将迁移到城市。如果城市生活太有吸引力, 那么结果可能是大量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最终大城市将会变成所谓的“金色贫民窟”。而且我们要记住,中国的城市周围并没有香港与深圳之间的那种栅栏,也没有新加坡周边的国际边界,因此要限制人口移动是很困难的。

  中国要想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城市人口或非农人口,还有很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在美国,城市经济学是城市化进程已经结束之后(即大多数人口已经转移到了城市之后)才出现的。而在中国,城市化正在进行,我们可以试图去理解和影响这个进程,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重大的挑战。或许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中国将不得不重复美国、日本、欧洲那种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从而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的模式,但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现在确实不得而知,因为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怎样关系这个问题上,现有的比较研究仍然极为有限。

  —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区域发展将如何推进。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怎样才能发展起来,一直是中国决策层最为关心的问题。在过去,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一直是由开发自然资源的意愿或军事动机推动的(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 。行政分权以后,决定一个地区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的则是省级政府。

  在一个总体规模已经达到大洲一级的市场经济内部,区域经济如何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欧盟已经消除了内部人口迁移的各种障碍,因此它的经验对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意义;苏联在斯大林主义指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今天显然没有什么人想重复那种经历。这样一来,有可能发挥正面或反面的指导作用的,就只剩下美国或许还有巴西的经验了。

  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动人口迁移,其迁移目标是北部和西部地区;到了20世纪下半叶,则发生了工厂和资本的大规模迁移(制鞋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其方向是南部地区。在中国,目前的格局似乎是劳动和资本都在向沿海地区转移。这种模式不可能是有效的市场力量的反映。那么它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地区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那里的工资比较高,但是资本不是应该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地区吗?资本没有转移到内地,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缺乏,还是因为那里的金融基础过于薄弱,抑或是因为内地的政府仍然没有转变观念,他们仍然只是计划者、管制者和寻租者,因而阻碍了想追求比较优势的风险资本家往内地转移资本的进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没有看到其他人能给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尽管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

  —我最后一个例子来自一个相当不同的经济学领域,不过我本人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一样,对此十分感兴趣。在这个领域,国际比较研究相当薄弱。这个领域就是产业组织和公司金融领域。

  界定核心问题也许很容易,但是要给出答案,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个问题的起点是:中国现在的产业组织结构源自中央计划时期,企业最初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层级较低的微不足道的分支。改革开放后,从1984年开始允许成立较小的地方企业(乡镇企业),以填补计划体系的空隙,于是乡镇企业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此后,在20世纪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FDI)开始对产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抛开外国直接投资这个例外,目前延续下来的产业组织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取向所要求的结构没有多大关系。

  这样一来,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哪种产业组织结构是中国真正需要的?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日本的企业集团体制和韩国的财阀模式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不过由于日本最近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韩国也陷入亚洲金融危机中,这种呼声已经有所减弱。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对此没有一种清楚的认识。数以千计的“集团”被组建、又不断被重组,兼并和收购活动急剧增加。

  在中国这种巨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 产业组织结构应该是怎样的?现有的产业组织理论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多少指导。也没有人能保证,只要有了兼并和收购决策所需要的制度-法律框架, 并且政府也不再指手画脚,那么各种市场力量就会带来一个有效率的结果。这不仅仅是指导这一过程的法律是否到位的问题。制定一个新法律是容易的,但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有效的司法体系来实施这些法律,则又另当别论了。在这个领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政府之所以要插手,是因为法律制度过于薄弱,不能为企业针对市场情况做出独立决策提供一个适当的法律框架。

  将公司金融理论应用到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时,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在西方,大量文献讨论的是如何设计破产法,以确保最终的结果是有效率的。但是,这些文献大多数(甚至可能全部)都假定法律将按照制定的那样被实施。在中国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没有什么比这个假设更远离现实了。再比如少数股东权益问题,在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中国,不管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小股东的权益依然少之又少,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在中国,股东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没有权力雇用和解雇管理者。

如何研究问题

  类似以上这些涉及重大结构性问题的例子还有很多,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更好的理解并设法加以解决。那么,经济学家应通过何种方式研究和解决以上提到的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呢?我所给出的答案并不十分复杂:

  首先,必须愿意主动地提出并设法解决这些重大的结构性问题。而出发点则应该在于:着眼于那些真正对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那些当前欧美经济学界所碰巧关注的热点问题。

  其次,必须能够对制约这些结构性变化的制度、法律或其他因素有着深入和彻底的理解。

  进而,与上面这个步骤密切相关的一点是,对于用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的数据的性质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如果没有可用的数据,那么就得先搞清楚如何去获取所需的数据。千万不要随意地获取一些现有的数据,就立刻开始进行回归分析和计算。

  同时,不能仅仅着眼于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一个进行比较研究的框架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比较研究而言,有关研究对象国的大量资料也是必需的。这时很可能需要一些相关的基础研究,因为用来进行比较的基本资料可能尚不存在。

  最后,只有在符合了上述所有条件之后以后,强大的分析技术才可以真正地有助于推导出可靠的答案,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的研究才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些步骤听起来似乎简单易行,但如果真的实行起来却绝非易事。对于那些不满足于通过一些现成的数据来简单地进行回归分析的经济学家而言,对若干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将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项工作必须以对多个国家的相关制度的深入了解为基础,并且将极有可能持续长达数十年,甚至可能会是一项终身性的研究。

  那么试问,这种研究方式会帮助你们在美国大学得到一份工作或终身教职吗?我建议的研究策略可能不会成为你在西方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中谋得高薪职位的捷径。但我相信,如果你们做得足够出色,这种研究策略会帮助你们赢得一个或更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它是否真正能够帮助你们获得某些职位或诺贝尔奖,只要你通过这种方式很有效地研究并解决了某些重大问题,你就已经为中国以及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意义非凡的贡献。 ■

  本文全文见《比较》第56期 伊利诺伊大学 张文良译

  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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