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面临的危机不仅关乎劳动力成本和价格，更关乎文化。首当其冲的是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券相对于德国国债(Bund)的信用利差，从370个基点（意大利）到1960个基点（希腊）不等。欧元区北部地区的国家相对于德国国债的利差很小，荷兰、奥地利、芬兰和法国都在40到80个基点之内，差距不大。因此，欧元区内部存在着南、北两个特征截然不同的区域。
欧元区国家按照2010年信用风险利差大小排名的结果，与相对于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排名几乎完全相同，这表明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和价格使得欧元区南部国家竞争力较低，因此更容易遭遇信用风险。而来自欧元区北部成员国、价格更有竞争力的净出口商品，实际上涵盖了欧元区南部国家日益增长的净进口额尚有富余。简而言之，从1999年到2011年一季度，一直持续存在着从欧元区北部国家向南部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净转移。欧洲北部国家实际上从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为南欧国家的消费提供着补贴。这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
我记得在欧元区成立之初的几年，市场上存在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希腊人的行事方式与德国人相仿。然而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欧元区南部国家在采用欧元之后，其行为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而他们以前的行为方式，加速了这些国家货币对德国马克的缓慢贬值。从1990年到1998年年底，欧元区南部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价格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北部国家。在单一货币启动后的几年里，增长步伐几乎没有减缓。实际上，直到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这一深层次的趋势才停顿下来。从2008年到现在，欧元区北部和南部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价格水平走稳的迹象。
欧元区南部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99年之后，还继续维持着欧元面世前的那种财政过度做法，是得益于享受补贴的借贷——提供补贴的是欧元区北部国家的信用评级。1999年前，欧元区南部国家使用原有货币借款的成本，远远高于北部国家。然而，由于预期到欧元的问世，以德拉克马计价的10年期希腊主权债券的收益率，在希腊2001年采用欧元之前的三年内，相对于德国国债下降了450个基点。与此相似，在1999年1月1日欧元区成立之前的三年里，以埃斯库多计价的葡萄牙国债的收益率下降了近375个基点，以里拉计价的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下降了将近500个基点。而法国、奥地利、荷兰、芬兰和比利时加入欧元区前后国债收益率的变动，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在欧元区南部国家消费率相对于德国的增长中，获得补贴的借贷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在1995年至1998年间，年增长率为1.26%。而这一比率在1998年至2007年之间增至每年1.63%，这应该是拜获得补贴的欧元信贷所赐。
欧元区北部国家历来有着高储蓄率和低通胀的特点，奉行重长线投资、轻即时消费的文化。相比之下，自2003年起，负储蓄率（即过度消费）则一直是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共同特点。
还有一个问题：大部分（或全部）欧元区南部国家是否会自愿接纳北部国家的审慎做法？欧元不仅限于拥有类似文化的北部国家，其未来将取决于欧元区其他国家能否成功效仿北部国家的做法。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欧元区将无法解决人们对目前这种货币蓄水池机制的主要担心：蓄水池机制所创造的价值，往往得不到公平的分配，有利于那些财政方面不那么合格、花钱更为随意的成员国。欧元问世以来，南部国家相对于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中可以看出上述趋势。因此，除非加以限制，否则欧元区那些不那么合格的成员国会试图占便宜——而且往往它们会得手，正如希腊最近厚颜无耻的所作所为那样。
要想让欧元继续在整个欧元区继续存在下去，各成员国就必须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中预想的那样，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但文化与民族性格密不可分，能否轻易改变还不得而知。如基兰•凯利(Kieran Kelly)上周指出的那样：“……如果我生在一个这样（希腊）的国家，我会觉得很难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德国式的——高税收、高资本积累、辛勤工作。周围就是没有这样的氛围。”
从目前情况看，欧元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有比已然失败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更具威慑力的措施，以约束不守规矩的行为。或许最终人们会认识到，只有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元区（或欧洲），才能维系宝贵的单一货币的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本文作者是前美联储(FED)主席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