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大跃进与刘志军有什么关系？两者都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产物，都注定会以尴尬收场。
刘志军在任期间，因为好大喜功、大干快上，被铁道部内部称为“刘疯子”。刘志军倒下，不仅留下了铁道系统不堪重负的债务，也留下了动车追尾等诸多铁路安全隐患。
今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将建设保障房3600万套，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其中2011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各地地方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将任务落实到市县和具体项目。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截至10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已超过1000万套，实现了年初计划的目标任务。然而，以如此大跃进的方式搞保障房建设，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隐患。
首先，全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至少需要建设资金1.3万亿元人民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引发地方融资平台的失控性膨胀，出现了超过10万亿的平台贷款，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还本付息困难的情形。在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保障房资金从何而来？根据住建部数据，2011年保障房投资中，中央和地方投资5000亿，国家开发银行贷款1000亿，社保基金投资500亿。即使勉强上马，很多项目最终也会陷入资金困境：要么成为烂尾工程，要么倒逼银行提供贷款。
其次，政府主导的工程项目，往往会沦为承包商眼中的“唐僧肉”。在利益面前，违法者没有底线：郑州八栋保障房封顶两月因质量问题拆除；吉林省靖宇县和抚松县境内一段总投资23亿元的铁路工程，被违规分包给一家“冒牌”公司和做过厨师、“完全不懂建桥”的包工头，本应浇筑混凝土的桥墩，竟被偷工减料投入大量石块；甘肃从天水到定西耗资80多亿元的国家级高速公路，仅仅通车几个月，就被迫全面返工，以前的路面需要全部揭掉重新铺设；海南省质监部门在文昌市文城镇保障房项目工地查封了345吨“瘦身钢筋”。我们不能让百姓在“没房住”与“住有质量隐患的房子”之间做痛苦的选择题。
再次，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现状下，保障房分配环节也难以保障公平。有关系的个人，势必各显神通，从中牟利。据媒体报道，多个已交付的保障房小区,不仅“穷人”开豪车上下班的现象已是常态,而且部分楼盘入住率普遍不高,还有业主私自出租的案例。
在管理学中有句名言：衡量什么，就得到什么（what you measure, what you get.）。错误的政策，一定会带来扭曲的激励与结果。
为完成所谓的“军令状”，地方政府势必会努力造假，这正是他们所擅长的领域。果不其然，住建部副部长齐骥承认，今年开工的1000万套其中存在约1/3的“挖坑待建”情况。一些分析师说，地方政府抬高了网上统计的保障房数字，大学宿舍和翻新的老房子也被包含在内。《南方周末》的调查发现，河北保定的3.4万套保障房多数为企事业单位集资建房及城市危旧房改造，甚至有商品房被贴上“保障房”标签。
保障房大跃进的后果不难想象：一方面是政府债台高筑（最终还是由纳税人埋单），一方面是严重的工程腐败和保障房分配潜规则，另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保障房质量隐患。我希望是我太悲观了。
在百姓望房兴叹、高房价消灭中产阶级的大背景下，笔者当然支持政府打压房价的努力。但是出发点正确，不等于结果正确。选择了错误的方法，难免会南辕北辙。
中国的房价问题与引发次贷危机的美国房价泡沫不同，因为中国一直对购房有20%以上的首付款要求，现在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高达六成。换言之，中国的购房者并不是在银行的纵容之下进行不负责任的买房行为。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房子太少，而在于分配不公：首先，在银行存款负利率、股市不如规范的赌场背景下，买房保值成了社会共识，以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有钱阶层大肆买房；其次，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在2008年就拥有5.4万亿的灰色收入。对这些灰色收入而言，买房是最省心的去向了。“土地奶奶”罗亚平（辽宁抚顺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拥有27套房子，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基本都位于二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处长陶建国29套房产；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14套房产。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副总宋军，在北京、天津大肆买房，仅北京就27套。“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的标准标签。不少官员甚至懒得去出租这些房子，这进一步加剧了房源的紧张。结果就出现了一方面百姓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很多房子闲置的奇怪现象。可以说，房价怪现象，不过是社会分配不公的体现而已。
因此，以笔者之见，从根子上解决中国房价问题，必须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入手：一方面要打击腐败，降低社会寻租成本，另一方面要还利于民，让百姓富裕起来。
中国目前之所以出现“国富民穷”的悖论，是与政府掌握过多经济资源分不开的。
现阶段，我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垄断性央企；二是财政收入，预计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同比增长25%左右。卖地收入占不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25%－50%。三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IPO、行业进入壁垒等等。创业板推出后的“PE腐败”之所以屡屡出现，就是因为谁能获得IPO资格就意味着“范进中举”式的一夜暴富。2010年国家发改委一名被坊间列为“中国十大处长”之一的处长被“双规”，出事的原因很简单，他主管审批了数百亿元的投资。
更糟糕的是，政府掌握的巨大经济资源，主要被消耗在庞大的三公开支、形象工程和“铁公机”项目，而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长期欠账。由于财政支出公开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在支出方面缺少约束，可谓“有钱花、随便花”。可以说，各级政府患上了“投资饥渴症”：投资不仅可以创造GDP和税收，也可以改善城市形象，其中的腐败机会更令其欲罢不能。
大干快上的高铁，乃至眼下的保障房大跃进，都是“政府主导思维模式”的产物。让官员花百姓的钱，注定是低效率、腐败丛生的，也未必符合百姓的需求。无论出发点如何，只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公。
正确的做法并不复杂：政府应该“还利于民”，让百姓自己花自己的钱。其一，政府应大幅度降低税负；其二，必须打破央企垄断，降低石油、电信都生活成本；其三，央企利润应该分给百姓。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2012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提出，将支出约85.7亿元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7000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4200元。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常有此类实实在在的“还利于民”之举。最后，政府应停止直接接入经济建设（铁公机），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让百姓买房时无后顾之忧。
当然，保障房作为面向低收入阶层的救济手段可以存在，但只能是房地产市场的补充，而且政府只能建设仅供出租的“廉租房”，因为“经济适用房”注定会被潜规则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