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服务（例如医疗和教育）的成本要比商品（比如食品，燃油和机械）成本更容易上涨。这看上去挺有道理，因为全球各地的人们都被当前不断上涨的医疗和学费压得喘不过气了——何况其逐年上涨幅度似乎比总体通胀更高。但有赖于当前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的成本将有可能大幅下跌。
服务成本和商品成本的比较其实取决于生产力。如果农民的食品生产能力大幅提高而教师的教育水平只有轻微上升，那么食物成本相对于教育成本来说就会下降。此外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口也会趋向下降，因为满足全国食品需求所要求的农民数量更少了。
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个长期模式：商品生产者占劳动者总量的比例不断减少，同时商品成本相对于服务成本也有所下降。在1950年的美国大概4%的人从事农业，38%从事工业（包括采矿，建筑和制造），58%从事服务业。到2010年时上述比例分别转化为约2%，17%和81%。与此同时，医疗和学费成本大幅飙升，其他服务成本也有所上升。
但一个服务输送方面的生产力革命如今已经成为可能。作为一名教授，我在自己的课室里感受到了这一点。自从我30年前走上讲坛以来，教育技术的发展似乎都处于固定状态。我要做的就是在学生面前讲一个小时的课。虽然黑板让位给了高悬于屋顶的投影仪，随后又被PowerPoint所取代；但除此之外基本的课堂“生产系统”却似乎没什么改变。
在过去两年中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得更好。在星期二早上八点钟，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打开一台电脑并加入一个包含了全球20个校区的“全球课堂”。一位教授或者发展专家在某个地点讲课，数千名学生都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聆听教诲。
信息技术正在革新整个课堂并降低了生产第一流教育资源所需的成本。许多大学将自己的课程免费放上网络，于是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从世界级学术机构处学习物理，数学和经济学。在今年秋天斯坦福大学的两位计算机科学教授将自己的课程放上网络；而选修该课程的学生竟有5.8万人之多。
在教育领域取得的突破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美国的医疗系统以昂贵闻名，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其核心成本都被控制在美国医学协会以及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手里。它们利用其垄断地位不断推高成本，而这种垄断定价应当被终结。
另外还有一些造成高医疗成本的原因。许多人罹患慢性疾病，例如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症，抑郁症以及其他精神障碍。如果不能妥善应对的话，这些疾病将花费巨额成本来医治。有太多的人缺乏在不借助医疗机构的情况下控制其病情（甚至可以使其彻底康复）的建议和帮助，最终只能被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里。
如今信息科技则伸出了援手。类似加利福尼亚州的CareMore这类创新型企业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保证顾客的健康并无需求助医院。比如每天CareMore的客户站上自家体重计的时候，他们的体重数据就会自动传送到医疗单元，如果出现了危险的体重变化——可能由充血性心力衰竭所导致——诊所就会安排病人进行一个快速检查，并因此减低发生潜在危险的几率。
这些创新型企业的服务结合了三大理念。首先是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协助个人检测自身健康状况，并把这些个体与专业建议之间联系起来。其二则是授权外延工作人员（有时被称为“社区健康工作人员”）来提供以家庭为基础的健康照顾以防治更严重疾病，并以此减少对医生和医院支付的高费用。
第三个理念则是认识到许多疾病的产生或者恶化都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或许病人正处于孤立，孤独，遭受抑郁症折磨，失业或者面对某些个人或者家庭惨剧的境地。如果这些社交状况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就可能触发一个昂贵甚至致命的医疗状况。
因此明智的医疗照顾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但帮助那些被送到急诊室的病人，也对那些身处家庭或者社区中的个人和家庭成员予以照顾。全方位健康护理更加人性化，更有效，成本也更低廉。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为实现全方位健康护理提供了新颖且更具效力的手段。
从经济学上来说，信息和通信技术是“破坏性的”，这意味着它们将超越那些现有且更昂贵的手段。推广这些破坏性技术从来都是不容易的。现存的高成本制造者，尤其是那些树大根深的垄断者们都会做出反抗。而国家预算也会继续垂青那些旧有的手段。
然而，大幅节省成本的前景以及服务传递的重大跃进已经具备。世界各经济体，不管穷富，都将在信息时代的加速创新中大大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