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月初，一群学生在由我同事曼昆（GregMankiw）开设的哈佛经济学入门课程（Economics10）上掀起了一场罢课运动。他们指责该课程披着经济科学的外衣散播保守意识形态，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性的固化。
这群学生是日渐兴起的反对当前领先学术机构所授的现代经济学的群体的一部分。当然，对于经济学，批评之声从未停息，但金融危机及其余波给批评之声带来了新鲜元素，似乎又激活了长期存在的对该学科的指责——不现实的假设、具体化的市场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欠考虑。
至于曼昆，他发现反对他的学生是“信息劣势”的。他反驳说，经济学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他引用凯恩斯的话，指出经济学是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人们在不先入为主的情况下直接地思考并探寻正确答案。
事实上，如果你没有花上数年时间深入研究高级经济学，那么你对经济学产生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典型的经济学博士课程中存在的取决于具体环境的政策药方确实太多。在经济学家用来分析世界的框架中，有的赞成自由市场，有的不赞成。事实上，许多经济学研究致力于理解政府干预如何能够改善经济绩效。非经济动机和社会合作行为正日渐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
已故的伟大国际经济学家迪亚兹-亚历杭德罗（CarlosDiaz-Alejandro）曾经指出，“到现在为止，聪明的研究生通过仔细……选择他的假设，便可以做出一个政策建议与其一开始所想要的相符的模型。”他说这番话是在20世纪70年代！现在，就算是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家，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就能做出另类的政策结论来。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仍陷入了意识形态狭隘的指责之中，这是因为在将理论应用到真实世界中时，他们本身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不会充分考虑经济学所提供的所有观点，而是对某些特定方案过度自信——通常是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相符的那些。
就拿全球金融危机来说吧。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不缺乏理解危机如何产生和发展所需的工具。事实上，关于金融泡沫、不对称信息、激励扭曲、自我实现的危机以及系统风险的模型汗牛充栋。但是，在危机到来前的几年中，许多经济学家低估了这些模型，为的是赞成有效和自我纠正的市场模型，其政策结果就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不足。
在我的《全球化悖论》（TheGlobalizationParadox）一书中，我设想了如下思想实验。一位记者让一位经济学教授说说关于与国家X或Y进行自由贸易是否是个好主意的观点。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说，这位经济学家与他的绝大多数同侪一样，会热烈支持自由贸易。
现在，让我们假设这位记者假扮学生参加该教授主持的国际贸易理论高级研究生讨论班，在班上提出同样的问题：自由贸易好不好？我认为，这一回记者得不到言简意赅的答案。事实上，教授可能会被这个问题搞懵。“你的‘好’是什么意思？”他会这样问，“对谁好？”
接着，这位教授会给出一大串冗长解释，最后形成一段模棱两可的结论：“那么，如果我刚才所说的一大串条件满足，并假设我们可以对受益者征税补偿受害者，那么更自由的贸易可以具有增进所有人福利的潜力。”如果这位教授研究甚广，他可能还会加上几句：自由贸易对一国经济的增长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不同的前提条件。
现在，直接的、不合格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好处的评估变成了充斥着“如果”和“但是”的结论。奇怪的是，教授踌躇满志地准备讲授给他的高级学生的知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不合适也是危险的。
本科生水平的经济学教学也受到了相同问题的困扰。我们热切地希望展示经济学皇冠上尚未失去光泽的宝石——市场有效性、看不见的手、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我们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复杂和微妙之处，而这些东西是公认的经济学内容。这就好比是物理学概论假设世界万物极其简单以至于没有重力。
如果能够结合必要的常识合理地应用，经济学可以让我们对金融危机未雨绸缪，并向我们指出修正危机祸根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需要的经济学是“讨论班”式的，不是“经验法则”式的。这是一种明白自身局限并承认正确做法取决于具体环境的经济学。
淡化我们这一学科内部的知识框架的多样性并不能让经济学家更好地分析真实世界。让这一学科更加流行亦然。
丹尼·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全球化悖论：世界经济的民主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