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论”的铁杆支持者们正在鼓吹一种新论调。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产品最丰富的出口国、最富裕的债权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提供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预测，或许不出十年，中国就能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不像这一切所显示的那么神奇。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与其说标志着中国崛起，不如说是中国内部混乱的一种迹象。
从表面上看，人民币地位上升之快令人印象深刻。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总额达到9570亿元人民币（合1460亿美元），而一年前的数字几乎为零。香港人民币存款即将突破6200亿元人民币（合970亿美元），自2008年以来增长了10倍以上。中国当局与多家外国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他们希望人民币能与其他主要货币一同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准货币“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在这种背景下，再考虑到美国当前的虚弱，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评论人士都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将占据统治地位”。
然而，人民币地位上升的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2008年后中国对所谓“美元陷阱”的反感说起。截止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时，中国总共持有价值1.5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资产，当中包括持有大约7%的美国“机构债券”。这类债券由与政府有关系的放贷机构发行，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就是其中最大的两家。而“两房”的失败，说明中国在这些投资上有蒙受重大损失的风险。同样，后雷曼时代的经济衰退，导致全球各地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锐减，致使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初跌入谷底。于是中国领导人再次得出结论：他们正在很不妥当地依赖于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管理质量。
到此为止，一切都十分合理。然而，在正确地诊断出本国经济具有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脆弱性之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中国当局却没有了自信。合理的做法是：停止积累美国金融资产的行为；接受由此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通过多样化手段减轻出口依赖。但中国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了一项规模庞大的刺激方案，从而暂时地掩盖住了结构性盈余的问题。接着，他们指责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国际货币秩序导致他们陷入了困境，并着手推动相关改革。
把问题归咎于美元当然有些离题。事情的真相是，中国的脆弱性是自己造成的：绝不是美元的超卓地位迫使中国去拥有储蓄与出口盈余的，而这两者正是中国积累巨额外汇储备的根源。然而，如果说中国对“美元陷阱”的愤懑之情显得迷乱，那么，被摆上台面的补救办法则更缺乏条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之与美元抗衡，听上去或许充满爱国之情，能博得中国领导人欢心。然而，它与中国经济模式的其他大多数方面都相互抵触。
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有以下特征：资本管制；为受宠企业提供人为的低息贷款；有管理的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与这三项政策都相互对立。资本管制阻止外国人买进人民币；国际化鼓励外国人持有人民币。其次，国际化也会加大提供人为廉价贷款的难度，因为它为储户把资金输往海外开通了一条渠道——在海外可以躲开国内对利率的监管限制。第三，因为国际化让外国投机者得以囤积人民币，所以会带来升值压力。对于这种压力，一个施行汇率目标制的央行必须通过卖出人民币、买进美元予以抵消。因此，中国出于对美元陷阱的怨愤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反而会导致其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进一步增加。
这种做法既代价高昂，也具有讽刺意味。假设有一天中国停止压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对美元肯定会升值。中国央行购买的美元越多，将来蒙受的相关损失也会越大。再者，中国央行购买美元时，要支付人民币。由此导致的货币刺激效果必须加以冲销，这又将给当局带来一个挑战。
当然，中国以前就运用过相互矛盾的政策。但即使中国领导人能够收拾乱局，勉强应对政策在无意中造成的各种后果，有一点却是确然无疑：人民币国际化非但不能证明中国崛起是无可避免的，反而昭示出中国正在艰难对付“残破”的经济模式。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莫里斯•格林伯格地缘经济学研究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主任，本文的较长篇幅的版本将刊登在明年1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上。
译者/何黎
